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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这一问题才陷入无可挽回的僵局，当时冷战已扩大到了苏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里了。
第四编 感想和总论
在大战进行期间，对军事安全的要求以及审慎的官方政策，使大同盟内部的冲突所造成的分歧缩小了。到了战后，无论在俄国或是在西方，针锋相对的看法变得十分普遍——关于战时经历的阐述，双方都声称大同盟的伙伴处心积虑地使用了欺诈与阴险的手段。事实的真相显然是介乎这些极端的说法之间。战时三大盟国的内部磋商，既没有一味用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诡计，也不完全象同志般的开诚布公、互相信任。然而，1952年（作者撰写本书时）距离这场大战还太近，任何人都无法充分地了解大同盟的真正作用和历史意义。这一方面是由于所能获得的资料不足，尤其是缺乏俄国方面的可靠资料，同时也因为时间还隔得太短。惟有善于利用事后的洞察力才能意识到大同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
然而，初步的评价还是可能的。利用官方公布的文件和私人的回忆录等，我们可以看清某些（也许大部分）由于战时官方的沉默和政策而在公诸于世时被歪曲的事实。我们研究了到1952年为止已经公布的各种记录以后，能够纠正那些过于简单化的论述，自从俄国同西方甚至不再伪装合作以后，这种论述是屡见不鲜的。本书试图达到的目标正是这一点，尽管在阐述现代史时，必然会有许多谬误和不当之处的危险。
结论是，想把大同盟的历史适当地纳入世界史结构的艰巨尝试，显示出这项工作虽然非常吸引人，却又特别复杂，到处存在着暗礁，是对智力的一种挑战。然而，看来还是值得作出初步的努力，以便在战时结盟的大国关系中，辨别出哪些只是暂时现象，哪些才是比较持久的。
那些暂时现象是相当容易看出的。在1945年和1946年，大同盟的大部分国际机构都解散了，并在很小程度上由联合国管辖下的各种效能相当差的机构所代替。事实上，从某种意义来说，大同盟彻头彻尾是旨在对付共同敌人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短暂的联盟；当共同敌人的威胁消失以后，这个联盟立刻就变了。大同盟存在的历史同以前的好几百次（即使不是好几千次的话）联盟一模一样，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结成后又消逝，最早的例子是美索不达米亚诸城邦。无庸置疑的是，大同盟之所以组成是为了对付德国和日本的进攻，等这两个国家被击败后，它也就解散了，只留下一个联合国组织，象个发出回声的海螺壳，而当初计划成立该组织时，却是想通过它使大同盟永远存在下去。
在对盟国合作的评价中，如果不强调对付共同敌人的重要性，那必定同实情大相径庭。在俄国方面，1946年以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事实昭然若揭。但1946年后英美重新结盟，可能使战时对付共同敌人这一点在协调英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变得不很显著。然而在1944年春季和1945年秋季，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时美国人尚未认清俄国肯定将造成威胁，如果研究一下这段时期中英美关系的发展过程，我们便能看出，在不面临共同危险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友好与合作是多么容易被打断的。
在对希特勒和东条促使大同盟诞生并延续下去的重要作用予以充分估计之后，在人们充分理解了大同盟和历史上已消逝的各种联盟命运相同之后，还需要阐明几点。不管上述一切，这个同盟在国际关系上确实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即使不是永远的，至少也是持久的。为了方便起见，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1）超国家的行政机构的发展，（2）英美关系的变化，（3）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4）阐明并宣传一个强大的国际乌托邦的神话，（5）促进或许可以称之为当代的“社会革命”的运动。其中第二项实际上是第三项的具体事例，但对于整个世界具有特殊意义，因而也许应该分别研究。此外，上述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第五方面的具体表现，因为我们是在剖析一个事实上不可分割的整体。
同过去各种联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组成的大同盟是一个严密得多的权力组织。部分原因是由于通讯与交通方面技术的改进。因为有了无线电、电报、电话、电传打字电报机、机械化的密码翻译、保密器和其他装备，在盟国首都之间以及同所有各条战线都能进行源源不绝的大量的秘密通讯。假如没有飞机，战时的主要会议几乎不可能举行。这些会议是极为突出的。此外，盟国官员还举行了几千次较为次要的会议，他们来回奔波全靠航空的速度与舒适。
新技术使交通与通讯变得频繁，同时这一有利条件由于两国间以及国际间的行政措施有了新发展而大为加强。同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任何联合相比，英美在行政管理上的联合要紧密得多，但即使拿俄国来说，也取得了许多成就。
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如此。俄国在华盛顿驻有一个专管供应物资的大型代表团，在伦敦也驻有一个，他们天天同英美官员打交道，敦促后者履行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使纸上的协议变成一船船供应俄国的物资。当然，俄国人始终不轻易让外国人得悉他们国内经济的状况，在有关经济政策的事情方面，颇有戒心地保持独立。然而，他们的处境却迫切需要援助，因而不得不依靠西方供应某些必要的物资。
只要草草翻阅一下一系列对苏物资供应议定书的文本，便能看出这种行动的计划多么复杂，规模多么庞大。这些议定书中所开交货的项目达几千条，都载明确定的数量，而且往往还是按照俄国人的规格制订的。那些项目中不仅有制成的军火，并且包括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所需要的工业材料以及工业机器与零件。不管这种经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单方面的，也不管在情报或物资交流方面俄国人作出的贡献多少，事实仍然是，通过在生产与交货上有意识的计划和安排，使俄国的生产变得同西方大国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盟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经过合理化改组而大为改善。
这种经济结合在军事上带来了很大的好处。如果没有美国通过租借协定给予的援助，俄国人和英国人都不可能使他们的战斗部队保持实际的那种实力和装备水平。红军的粮食这个根本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假如没有通过租借协定运交俄国的粮食，那末斯大林为了重建、扩大和加强俄国的农业生产，将不得不调动比实际调动的大得多的人力与资源。要是他真这样做了，势必大大削弱俄国的军事实力。英国的情况甚至更为严重。假如没有从美国、加拿大以及别处运来的粮食，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就要崩溃，除非让大批军人复员，使他们生产足够多的出口商品，以便支付进口商品。
国际规模的经济合理化改组在历史上也有过先例，但从未达到如此深远的程度。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英国的补助帮助了诸如普鲁士等国家，使它们能维持军队去打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营企业和各国政府之间多种多样的战时贷款，在抗击德国的过程中也起了类似的作用。但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关系大部分限于财政方面。交易是用现金来做的，而不是用货物。同时在盟国之间，很少或并未有意识地制订计划，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
在军事战略和政治目标等其他方面，大同盟内部的协作要逊色得多。俄国的作战基本上同英美的战斗很少配合。这种情况的象征是，俄国直到日本人已被击溃后，才向日本宣战。然而，在西方国家制订对德战争的战略时，斯大林的意见是不容忽视的。1945年初，俄国人同意把他们最后进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帮助解除德军在“突出部战役”中对西线的压力。
但是，这些仅仅是战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这种配合并未持续发展，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自由交换作战计划与军事力量等情报的常规的行政渠道。只有斯大林可以随意同英美代表谈话，而他是难得可以见到的。结果，在较低一级的官员之间，协调种种军事任务的努力，遭到俄国方面几乎没完没了的延宕和各种琐碎的刁难。譬如，俄国人慢慢地挫败了美国谋求在远东西伯利亚各省设立空军基地的努力，这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种情况。
大同盟的最独特的特征之一，就是盟国之间对于军事战略和政治战略之间的正常关系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