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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和罗马尼亚。他们组成南斯拉夫主要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不过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另外还有一些星星点点的德意志人移民区，甚至在塞尔维亚也有一些。除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罗马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分布得最为广泛，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是从十三世纪以来的移民，成为特兰西瓦尼亚三个享有特权的民族之一，保持了高度文明的传统以及精心构成的民族组织；在巴纳特是施瓦本人；在布科维纳，在比萨拉比亚，还有多布罗加，是人数较少的德意志居民群，主要溯源于十九世纪。在保加利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无足轻重。但是在一千多英里以东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另一个德意志人的社区，建立于凯瑟琳大帝之时，1923年正式成为伏尔加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它只是在1941年秋天希特勒入侵俄国之后才被苏维埃政府驱赶到西伯利亚。
德意志人是东欧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而由于他们同欧洲大陆主要大国的联系，变得极其危险，就象所自发源的那个民族一样，他们大都在传统上忠于居住国的政府，经济上先进繁荣，依恋本民族语言和文化，是听话而有价值的移民。但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经历了一场精神革命，那场革命先已落到帝国的德意志人身上了。在接管政权的几个月内，纳粹分子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把国境以外的所有德国公民吸收入党，要唤起所有德意志少数民族觉悟到是同种的同志，德意志人的成员。一个同种的同志的定义就是德意志后裔和德意志血统的任何人；德意志民族有别于德国，据称有一亿人口；而东欧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则已转变成为有独特力量的国际第五纵队。
德国在东欧占有优势的第二项具体资本是基于它的雄厚经济实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告终的一百年使德国成为欧洲的工业霸主，随着德国工业化程度的增长，就如影随形地产生这样一个概念，东欧和近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不过，在这个概念里，各种经济考虑总是从属于权力考虑。普鲁士各邦关税同盟的原意是促进德意志北部和外部世界的贸易，但是后来就象利斯特所希望的那样，成为德国为了战争目的实行经济统一的工具，就体现了这种特色。因此，在希特勒时代也没有以经济理由作为德国有权统治东欧的论据。确实，对于东欧国家来说，如果西方国家不能提供别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德国作为它们的农产品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东欧各国对德国并非十分重要。同德国总的贸易相比，德国同东欧的贸易是小额的。德国在东欧努力实施其经济霸权，不是出于经济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目的。
德国要求统治东欧，一百年来主要体现在关于中部欧洲的概念上。这是以奥地利帝国为一方同德意志联邦和帝国为另一方两者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解决办法。实质上就是说需要在德国领导下统一中欧。利斯特——普鲁士关税同盟和德国铁路系统的倡导者，终于认为德国命定的目标不是向西跨越海洋，而是朝向多瑙河流域和土耳其欧洲部分，他首先想出了柏林…巴格达铁道的办法。布鲁克是建设劳埃德·的里雅斯提诺公司和的里雅斯特繁荣商业的德国商人，在施瓦岑贝格下面任奥地利商业大臣，他希望把整个奥地利帝国都合并到德意志联邦之内，以便在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统一起来的德意志人成为一个有组织的中欧的主人。俾斯麦击败奥地利，导致哈布斯堡帝国按1867年的协议转变为奥匈二元帝国，以及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第二帝国，于是一个实验性的中部欧洲成为现实，而凭借的则是德国所获得的凌驾奥匈帝国及其皇帝之上的权力。奥匈协议使德意志少数民族在奥地利处于最高地位，使马扎尔人在匈牙利处于最高地位，同时又使两者最终仰赖于柏林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中欧各国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使中部欧洲终于完全实现，此外在哈布斯堡王朝最后几年还产生了对它的经典性理论说明。
世界大战证明了奥匈对德国的价值。哈布斯堡王朝对于眼光短浅的泛德意志主义者（不是对俾斯麦）来说，好象是整个德意志民族大联合道路上的障碍物，事实却证明是中部欧洲、德意志世界帝国最有价值的资产，甚至连最极端的奥地利泛德意志主义者也转向哈布斯堡王朝。对于所有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现在有了共同的政纲——要保留奥地利，在德国的基础上重建，并牢固地适应德国体制；它的政策要从属于中欧政策，哈布斯堡的全部遗产都要接管并由德意志民族的共同力量来加以巩固。通过中部欧洲，奥地利德意志人既回到了泛德意志思想，又回到了大奥地利思想，此刻两者相互调和了。他们再次看到自己是德意志民族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作为其一部分，他们重新开始了一种对于先前处于分离状态的他们来说是范围很大的“帝国主义”。
对于纳粹的外交政策，根据上述向东扩张的传统所作的推测很多。在希特勒同波兰签订惊人的协议来开始他的外交政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假定，他既然是奥地利人，他的政策一定是哈布斯堡传统，而不是普鲁士传统，又可假定在实现他的公开表明的目标德奥合并之后，他就会恢复历史上向东推进的政策，推向喀尔巴阡山脉以南。确实，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的影响应该是赞成向西北方面扩张，向波罗的海地区扩张，他本人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但是直到1939年2月，希特勒一系列的外交胜利——同波兰缔约，接着征服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许可以证实了第一个假设。错误在于以为纳粹政策只把它自己限于上述政策中的一项，好象它们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似的。希特勒从未把自己看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继承人：他十分轻视他们的反民族政策，就象居留在维也纳的日子里他对他们一直在深思熟虑的治国术的各种问题根本不了解一样。他的根源是大德意志，但他又成为小德意志的元首，大的包括小的。他的反俄政策直接来自哈布斯堡传统而非霍亨佐伦传统，但他自己用古德意志命运的措辞加以表述，却又先于哈布斯堡和霍亨佐伦。他的外交政策把哈布斯堡传统和普鲁士传统混在一起，同时他又超过了这两种传统，就好象拿破仑的政策超过了波旁王室的扩张传统一样。国家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远远不是废除凡尔赛条约和恢复第二帝国以前的边界；它的最终野心超过了普鲁士祖先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哈布斯堡祖先在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的主宰地位。旧的中部欧洲观念为生存空间的新理论所改变和吞没了。
这一变化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和骚乱之中发生的，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导致了德国政策的激变。六个世纪之中第一次，在帝国和欧亚大陆的无林大平原之间没有大国阻碍了，而在战争危机达于顶峰的六个月里，德国的统治从索姆河扩张到顿河。这才是希特勒想要恢复的帝国。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有意地越过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行动路线来制定一条路线。我们停止了德国向欧洲南部和西部的不断的进军，而把我们的眼睛转向东方的国土。我们最后停止了战前时期的殖民和贸易政策，转而执行未来的领土政策。不过在我们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应当想到俄国和依附附于它的周边国家。……今天，在欧洲有八千万德意志人。在仅仅一百年以后，在这个大陆上将居住着二亿五千万德意志人，不是象在另一个大陆上挤在工厂里当苦力，而是土地的耕种者和工人；他们的劳动将是他们生存的共同保证。只有这样，我们的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执行的。
俄国和普鲁士由于征服波兰的共同利益而联合了一百五十年。1914年，俄德之间爆发了自七年战争以来的笫一次战争，波兰问题又一次摆在欧洲政治的最前线。在这个问题的阴影之下，出现了乌克兰问题，这个问题在一代人时间里是奥匈帝国的利益所在，现巳成为德国政策的必然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东欧出现的新权力体系确认，越过一条弱小国家组成的地带，德国人回到乌克兰的路是永远畅通的。原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居住在柏林附近的万湖，跟据情况他有时是流亡者，有时是首领权位的觊觎者，乌克兰方案是纳粹的手中存货；罗森贝格在他的外交政策说明中阐述了《我的奋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