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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思路，美国人首先应设法办到的是，同俄国人达成关于联合国组织问题的协议。这件事办好以后，欧洲的种种争吵就可以留给欧洲人去解决，美国只要提供一点有益的意见，也许再推动他们一下就行了。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来到雅尔塔时，对于应该如何解决欧洲一些悬而未决的争执的确是抱有明确的意见的，但是罗斯福不想十分认真地采纳他们的意见。在会议的辩论中，一般说来，总统的做法是偏向于不支持任何一种特殊的方案。相反，他随时都在充当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调解人，把解决纠缠不清的欧洲事务的积极主动权大部分留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
在军事方面，英国人同美国人一样急切地想解决两国之间所出现的关于欧洲战略的争论。他们和往常一样，准备把太平洋战争的问题留给美国人去解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至少是地理上的事实使英国人对于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的主次看颠倒了。盟国对德国和波兰的政策问题、法国在战后欧洲大陆的均势方面将起的作用、英国在巴尔干各国和波斯的影响的前途——这些都是紧急和重要的事情，只有在大国把这些事情友好地解决以后，再去进一步着手成立一个世界性的联合组织，似乎才是明智的。崇高的原则和友谊的表白，如果不能变为有关个别国家和区域未来命运的详细的协定，毕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斯大林也是抱着一种多少与此相同的精神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如果说他有三个总的目标，那似乎是有道理的。他要为苏联经济的重建取得所能得到的一切资助。这是指德国的赔偿，以及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美国的贷款。第二，他想获得沙皇政府在1904…1905年俄日战争后在远东失去的领土和特权，作为他在满洲加入对日作战的报酬。第三，这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目标，他要为他的国家免受德国侵略的未来安全打好基础。他大概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大战时在三大国之间出现的普遍的谅解必需继续下去。为了保持这种谅解，他准备作出让步，而且也的确作过几次在他看来是非常重大的让步。
但是斯大林也认为，为了保证苏联未来的安全，需要在位于俄德之间的东欧国家里成立同俄国友好的政府。很可能，甚至大有可能，斯大林这时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十分自然的愿望给他造成的进退两难的局面。随后的事件表明，一个满足了苏联的友好定义的政府，几乎不能同时满足西方国家的民主定义。但是把“友好”政府强加于象波兰和罗马尼亚这类国家，便很可能得罪英国和美国，甚至和他们对立。因此，1945年2月斯大林所想到的保证苏联安全的两个基本条件，从长远来看，将证明是互不相容的。
然而，在1945年2月，这种两难的局面还不是很清楚的。看来斯大林是以为东欧国家的政府实际上将把当地共产党在大战期间建立的“人民阵线”保存下来，这样就有可能在这些国家中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在这样的政府中，共产党当然会起重要作用，虽然还不是独一无二的作用，“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将依法从政治活动中排除出去。把“法西斯分子”和“通敌者”这些名词的定义加以扩大，把所有积极反俄或反共的人都包括进去，就有可能确保建立起友好的同时又不会触犯西方民主的陈旧信念的政府。毕竟，在英国或美国有谁愿意来保卫法西斯分子在俄国势力范围内闹事的权利呢？特别是，假如斯大林采取步骤约束共产党，让他们不要在西欧以及在英美势力占优势的世界其他地区同英国和美国为难的话。斯大林朝这个方向准备走多远，这在希腊最近已经得到引人注目的证明，丘吉尔既看出了，也很感激斯大林的非凡的克制。
因此情况似乎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斯大林可能觉得如果他不去干涉英美的势力范围，他就可以指望西方国家也不来干涉俄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问题只是通过友好的方式确定俄国势力范围的界限。欧洲谘询委员会最近达成的协议，划定了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再加上他和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达成的关于巴尔干国家和多瑙河流域的欧洲国家问题的协议，似乎已经解决了这项问题的大部分。剩下的只有远东问题和最困难的波兰问题了。
在每一地区内，斯大林都有一些在他看来必然是可以进行合算的交易的筹码。在远东，他能派红军协同对日作战，能达成协议承认蒋介石的政府而牺牲中国共产党。至于波兰，他暗示，法国和波兰可以说是对等的。他希望做的交易很简单。他承认和支持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这是1944年12月缔结的条约所确定了的）。作为交换，他觉得他可以要求英国人和美国人承认和支持新的波兰临时政府。
但是英国和美国都不是这样看待这些问题。丘吉尔急切地要从俄国的统治下把波兰救出来。斯大林眼中的友好的波兰政府，在丘吉尔看来只能是一场傀儡戏。至于罗斯福方面，他希望根据国际关系准则所达成的基本协议能超出势力范围这整个问题，有了这样一个协议，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大国在欧洲的任何地方进行单方面的干涉了。从实际目的上看，他的观点和丘吉尔的观点不谋而合：罗斯福觉得，波兰应该真正自由地管理自己的事务，波兰人民应该获得许可挑选他们所喜欢的任何型式的政府。
罗斯福和丘吉尔似乎都没有坦率地面对这一事实：至少在波兰，真正自由民主的选举将会选出对俄国不友好的政府来——当然这是根据斯大林的定义，诚然，根据任何一种国际友好的定义也是如此。斯大林的两难局面——他既想同西方国家保持和睦，又想在苏联和德国之间建立一条友好政府构成的地带——同西方政策上的类似的两难局面正好不相上下。人们为之唱了那么多赞美歌的民主程序，在东欧（或者在世界上许多其他的地方）并不能产生出会使大国之间更为融洽并且证明能被全体大国所接受的政府来。人们并不象民主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么一致，那么有理性，也不会具有这么美好的愿望。西方大国在大谈东欧的政府将既民主又对俄国友好时，他们多半是在自己骗自己。
然而，在1945年2月，这些真理还有待于事态的发展来加以证实。斯大林同罗斯福一样，而丘吉尔又同斯大林一样，都侈谈用自由民主的选举尽可能迅速地决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欧洲各国未来政府形式的重要性。他们用语的一致，遮掩了他们的希望和意图的分歧。正是因为三大国未能戳穿空谈的烟幕并坦率地对待它们之间存在的分歧，所以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一纸空文而已，不能长久地经受住实践的考验。在关于组成一个波兰政府——这个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上花费的时间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多——的漫长的讨论过程中，俄国和西方之间真正的分歧常常接近表面化，但是哪一方都不敢承担风险，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来。
现在翻阅史料，回顾往昔，我们不禁要嘲笑当时各方面如此滥用的那些虔诚的辞句，但是这样做也许是过于轻率了。战时的宣传和军事合作掩盖了俄国和西方对于民主这个概念的巨大分歧。在许多善良、诚实和有识之士看来，保留共同的口号，希望协定的本义在文字形式一致的掩护下，可以逐渐真正实现，这似乎是必要的。有意去揭穿隐藏在忠于民主的共同宣言背后的意见分歧，可能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甚至可能会在德国和日本被打败之前便使大同盟产生裂痕。一次大战的胜利还有待去争取，雅尔塔会议的所有参加者都会立即反对这样做。因此，他们才坚持不去查究他们对“自由民主选举”这类词句所怀有的真正希望与忧虑。
1945年1日31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在马耳他开会，以便在同俄国人接触之前先商定英美的战略。1942年和1943年曾经十分严重的船舶问题，再一次变得紧急起来。美国部队在太平洋地区意想不到的迅速推进，加上预先料到的把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的这种需要，使盟国的船舶运输力量空前紧张起来。同时，还得考虑对解放了的欧洲提供救济物资。使事情更为困难的是，如果德国溃败之日长期拖延下去，那末更为可怕的新式德国潜艇就有重新发动大西洋战争的危险。美国军事当局想在欧洲赢得胜利之后立即把美国所有的船只从大西洋调到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