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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波希米亚，欧洲永恒的战场，润泽我们的各条河流所发源的大高原，上帝竖在我们大陆中心的天然大要塞，如果落到俄国手中，那就意味着我们被奴役，如果波希米亚在我们手中，那就意味着对沙皇帝国进行毫不留情的和永无休止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奥地利的继续存在是我们自己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
希特勒的治国谋略不懂得他前任的那种有限目标和适度节制，因为他的治国谋略确实实现了俾斯麦政策中的更为深刻的精神特质——暴力、欺诈和骄横。正是1939年3月15日胜利自身带来了俾斯麦所预见到的各种后果。
纳粹于1939年3月兼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加上前一年征服奥地利，可说是德国历史的恢复和完成。第三帝国是在第二帝国的基础上，但是在更为缩小的边界内建立起来的，新的帝国现在突然以古代帝国的面貌出现，扩展到它以前的东部边缘，并自称有权继承其遗产。如同拿破仑帝国曾经乞灵于加洛林王朝的传统一样，希特勒的大德国也求助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并吞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就重建起撒克逊和撒利历代帝王的东部边界，而且并吞是在明确提到“千年之久的历史”情况下进行的。前一年夏天，在同奥地利合并之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王杖标志就从维也纳带回到纽伦堡，现在一年一度的党代表大会——德国人新的公共节日——就在这里举行。
＇希特勒说＇我已叫人把旧德意志帝国的王权标志送到纽伦堡，不仅让我们德意志人自己，也让整个世界都想到，在发现新大陆五百多年前。就存在一个强大的德意志民族的德意志帝国。……德意志帝国长期沉睡。德意志人现在醒来了，而且显得是自己千年王冠的所有者。
求助于奥斯曼传统是以一种新的、更有力的方式，来坚持德国由来已久的在欧洲称霸尤其是在东欧各民族中称霸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对松冈说，“新的德意志帝国实际上将建立在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当年它是欧洲大陆上唯一的统治力量。”匈牙利曾对前一年11月维也纳裁决书的不公正表示不满。希特勒在1939年1月对匈牙利外交部长恰基加以叱责时，他说匈牙利人只想到千年之久的圣斯蒂芬王国，但他自己要以古代德意志帝国的名义压倒这些妄想。不过，所有这些说法都表明是现在把过去塑造成为自己的形象。因为从十世纪以来，波希米亚一直是承认帝国的宗主权的，而且在十一世纪帝国几乎把匈牙利降低到附属国，但这个帝国一直有别于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直到十五世纪，与开始形成的德意志民族主义相呼应，“德意志民族的”这个字样正式加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号上。希特勒的早期征服比之中世纪的回忆具有更直接的促进作用。这些征服对非民族的过去，来了一个清算，过去德意志人曾被分隔为许多弱小国家或是被分开在俾斯麦帝国和奥匈帝国两个国家之中。这些征服是对哈布斯堡“这个衰微没落的王朝”的最终抛弃，它一直是德国统一的障碍。这些征服又实现了俾斯麦所尽力阻挠的大德国政策。乞灵于古帝国是德国同它过去的调和，所借助的一种虚妄的说法是，暂时破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插曲。
希特勒成功的要素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军国主义的传统和一位救世主般的领袖。这些因素以前也同时存在过，但在纳粹德国的条件下，它们却获得了特殊的力量。纳粹运动显著的和表面的方面是战败后的国家复兴。纳粹运动在征服德国的过程中最有力的两个神话就是：从背后插上匕首，即11月平民叛国者从背后刺杀了军队，这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军事上并没有打败的虚构；以及凡尔赛强制令，亦即协约国靠武力和背信弃义把肢解、奴役和赔款强加于德国。关于把德国恢复到统治欧洲的地位，它的最有力的要求是平等权利，恢复德国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权利，终止凡尔赛的奴役。
但是传播和接受上述神话却引向德国和欧洲的一种动乱，其深度远远超过任何恢复民族尊严的冲动。纳粹运动最自豪的夸示就是它在德国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一次改造，也是一种世界观的胜利，与之相比，1918年的“革命”仅仅是一次政府的更迭。与国家社会主义夺取政权相类似的不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而是法国大革命本身；1939…1945年的大战将是德国纳粹革命的战争，就好象1792…1815年的大战是法国革命的战争一样。
法国＇希特勒在1934年说＇以民族的概念把它的大革命进行到国界之外。国家社会主义以种族的概念要把革命推向国外并且重新铸造世界。……我们的这个革命是伟大的法国革命的真实副本。任何犹太人的上帝也不可能从这场革命中拯救民主国家。
1939年是法国革命一百五十周年，法西斯哲学家早就在宣布法国革命开辟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同法国革命的相似之处，仅仅在于它们都是同一个时代的终点和对国际秩序的矿坏。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欧洲历史上的新恶兆。到那时为止，西方国家的各次大革命都造成或确认了向新阶级的权力转移，也相应地扩大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这种情况在已成立的国家内的革命是这样，如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革命；同民族独立战争结合的革命也是如此，如十七世纪末叶的荷兰革命和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但是，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既不是西方国家以前发生的中产阶级革命，也不是俄国同代人所宣称的无产阶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就其基本方式而言，它的意大利法西斯先驱也是如此）是由一个在欧洲历史上以前从未有过什么实力和声望的阶级指挥的。而且，这个阶级还得用一个否定通常的阶级概念的词来描述它。这是一场由潦倒失意的人进行的革命，由那些失去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传统和他们的忠贞的分子进行的革命。
德国是无可匹敌的向这种类型革命提供原材料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军队溃散为军事冒险者（他们恃暴力所犯下的罪行，成了共和国初期政治生活的特征），自由团和费梅法庭的兵勇，杀害库特·艾斯纳、埃茨贝格尔和瓦尔特·拉特瑙的凶手。这些复员而又无人雇用的士兵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来源，而希特勒本人，世界大战的一等兵，就是他们的典型。不过这一场群众运动的普通成员却是由被根除的中产阶级提供的，因为1923年的通货膨胀最终毁了他们。这支为数可观的力量的增加，在1929…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德国失业人数上升到五百万，并使国家社会党在议会赢得第一次大胜利时，就得到确认和成为压倒的多数。
但是尽管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造成的，不过它有深远得多的根源，一方面这场革命似乎颠倒了德国历史，另一方面它又偿还了德国的历史宿愿。它以新的尖锐性提出了有没有任何办法对整个一个民族提起公诉的问题，如何叫一个现代国家对遭受极权主义政党的俘虏和败坏承担责任的问题，以及一次成功地反叛拥有民政、军事和宣传权力的极权主义政府在技术上是否可能的问题。纳粹宣传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德国人民和国家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责任扩散和普遍化，在精神上使整个国家卷入统治者的行动中去。确实，在最终的意义上，每一个国家都反映在它所容忍的政府之中，而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内的反对派的性质只有在大幕降下之前从国家政治生活的活力中才能推断出来。纳粹党在自由选举中从未获得过多数；但在它执政的前一年却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大党，而议会中各民主政党则未能联合起来反对它，第三帝国的反对派是英勇的，而且就个人而言有时是圣洁的，但是反对派最大的特性是政治上的虚弱和无用。在这一点上正同反对威廉二世及其各位首相，反对俾斯麦，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的反对派的性质一样。俾斯麦于1866年迫使自由党人投降和放弃权力，从而使普鲁士发展成为代议制民主国家的最后机会破灭了。希特勒接受了中央党的投降和放弃权力。这个党以其高尚的忏悔机会主义最先破坏了魏玛共和国，而且最终以赞成1933年2月16日授权法击破了国会反抗纳粹革命的最后机会，这一法令建立了独裁政体——中央党“曾经公开反抗和击败过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