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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问题的出现并不能冲淡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更为迫切的军事问题。众所周知的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而引起的激动，仍然投下了长长的阴影。俄国人在1941年就要求开辟第二战场，1942年他们得到一半的允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希望在1943年能实现。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俄国人必须等到1944年。导致这种延搁的那些决议，在俄国是不受欢迎的；但鉴于军事发展情况颇有希望，而且由西方国家交付给俄国的供应品数量在日益增加，这才防止了公开的破裂。
英美在非洲取得成功以后，接着就产生了一个迫切的军事问题：从此地又往哪里去？有两条路可供他们选择。一条路是利用突尼斯作为攻击西西里和意大利的跳板；从那里可以进而攻击巴尔干（也许同土耳其合作）或者进而攻击法国南部。另一条路是将兵力集结在英国，进击法国北部，以期用势不可挡的力量一举打垮德军的兵力。英美的人力物力不许可一下子双管齐下；这就必须作出某种选择。
这种选择因其他战场的需要而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中国正处于危险状态，需要有力而迅速的援助。美国特别关心这个问题，反复试图布置一个战役来收复缅甸北部，重新打开通往中国的陆路交通。不过，亚洲战场也有各种战略可供盟国选择。可以在缅甸和马来亚的日本驻军后方成功地登陆，切断其与本国基地的联络。特别是收复新加坡或苏门答腊就可以切断为日本驻军运送大量补给品到缅甸去的唯一海道。这样一个行动计划，如果成功的话，也许使收复缅甸成为一件相对地容易的事情。似乎还有第三个可能性。如果有一支由印度空运供应的强大远程轰炸空军能集中到中国本部，那就有可能去轰炸日本，并可制止日本船舶通往黄海。能做到这样，就能刨掉日本帝国的主根，并能一击而切断亚洲和太平洋的所有日本驻军同本国的联系。但是在亚洲恰恰象在欧洲一样，也必须作出一个选择。样样事情不能同时去做，再说，亚洲的决定会影响欧洲的决定，反之亦然。
太平洋的进攻战没有作到同样的平衡。这个战场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管辖的，无需英国直接参与战略决定。对太平洋战区的给养和人力分配，当然有其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在作出这些决定方面，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与总统和首相都有最后发言权。但是实际上，太平洋是美国海军的特殊管区；海军必须对付所有参加华盛顿“战斗”的人，以取得分配给太平洋战区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这样说，分派给太平洋的份额是绝对的；的确，英国往往认为同意美国海军的要求是一种勒索性的支付，因为这样才能把金海军上将留在盟军司令部中。分派给俄国的给养也是出于大致相同的情势；虽则俄国人并不是如此的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他们没有美国海军那种左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势力。只有从盟国资源的总数中减去太平洋和俄国的分配额以后，各战场间真正的灵活性分配才开始。中国、印度、中东、地中海以及不列颠群岛都是候选人：英美资源如何分配于这些战场则根据1943年战略决议而定。
不能预见的事情往往严重地影响到后果。在完全攻克突尼斯之前，因为有过令人失望的延误，使得在1943年横渡海峡在法国强行登陆成为不可能了。德军在北非的投降使盟军部队得以腾出手来从事这一项计划之前，好天气的季节又提前来到得太早了。另一方面，攻入西西里之后，墨索里尼被推翻，意大利新政府开始和谈，开辟了一条诱人进袭意大利的道路。这些情形都不是1943年初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初步战略决议时所能清楚地或明确地预见到的。
1943年间这两个政府从战略考虑中形成的总格局，是为了适应种种新情况而折衷互让和反复调整的结果。通过在中部地中海的猛攻，使盟军进入了西西里和意大利；另一方面，进攻东部地中海的计划却毫无结果。在英国，人们十分强调发展对德国的空中攻势。1943年夏季第一次开始采取范围广泛的轰炸袭击。此外，着手建立军队，以备次年进击法国，虽然直到1944年最初几个月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另一方面，在亚洲原来商定于这年年初重占缅甸的计划，因给养和人力另行配给其他战场而渐渐打消了。
1943年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英美对德作战的伙伴关系得到了巩固。伙伴关系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基础其实在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已经形成了。但是，只有当合作在北非、西西里和意大利各战场，以及空袭德国和在大西洋的海军活动等各方面有了大量广泛的发展，这种合作才从政府和军事管理机构的最高阶层自上而下地把士兵也包括在内。这样组成的伙伴关系，是史无前例的。
同俄国人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伙伴关系。在俄国南方战线设置一个英美空军支队的计划，1942年8月曾为斯大林所欢迎，等到斯大林格勒获得胜利以后，俄国不再有紧急需要，这个计划对斯大林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提议英美派给俄国使用的飞机应不附带航空人员，但这个建议英美政府不予接受。计划就从此打消了，俄军继续在前线单独作战。对德战争就这样的真正依旧是两个战争，俄国战略与西方盟国战略之间只是一种肤浅的关系。连结俄国与西方国家战争事业的纽带，与其说是军事的或政治的，不如说是经济的。在1943年间，这些纽带变得更为紧密；而在此基础上，在东方与西方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政治关系方面，也部分地卓有成效地作出了贡献。
盟国间经济合作制度的结构已于1941年和1942年期间建立起来。从“火炬”到德黑兰这一段期间内，租借法、联合委员会和互助等只有一些小改革。但由于1943年末美国战时生产已膨胀到它的全容量，盟国的作战规模也因而扩大了。主要盟国在战时经济方面的国内改革，影响到它们之间交换给养和劳务的方式及数量。此外，关于战后救济及经济重建的计划也开始随着管理被战胜和解放地区的计划和政策一道处于重要地位。
毫无疑问，美国战时生产膨胀支配着盟国的经济关系，1942年，各工厂纷纷由民用改为军用。广泛建立新的工厂、兵营以及其他军事设施的计划已经开始。虽然在华盛顿流行着普遍的行政混乱，但这些努力是显著地成功的。1943年初，转变到战时生产的措施已大体完成，在那年中，几乎所有的新厂都已投入生产。军需品生产数量逐月上升，一直到1943年11月达到战时最高峰为止。当时美国陆海军的大量最初的装备都已提供，削减某些生产项目就有了可能。美国战时经济的任务现已变得更为简单：设备的维修和更换都已掌握在部队手里。结果是有越来越多的战时物资可供英国、俄国和较小的盟国使用。争取作战物资配给的尖锐斗争渐见消除，不过在互相竞争的申请者之间的争论，当然决不会完全绝迹的。
美国经济管理经历过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战时生产局提出两个新的重要措施来指导战时经济：一个是控制物资计划，还有一个通称为部件预定计划。开始执行这两种手续的时候是有困难的，但到年底以前，为了对美国战时生产进行全面指导并使之逐步一体化，已经制订出一套相当精确、灵活而成功的制度。
这项成就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在于战时生产局本身的工作，而且也在于这样的事实，就是，美国陆海军和盟军的种种需要已经确定下来，并且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预报未来一年时间内的需用量。军需的确定，本身取决于为未来行动计划而作出的严格的战略决议；取决于盟军保持主动，从而把战略转变为行动的能力；并且同样要取决于精确计算人力在军用和民用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确，在1943年期间美国经济管理的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作为作战努力基本限度的人力问题。1943年夏季以后美国陆海军兵员的最高限额方始定为一千五百万人；这个数字的选定，系按照估计争取胜利的战略需要和国内生产上的人力需要。这一基本数字一经决定之后，就可以把所需要的设备数量相当准确地计算出来，还可以对战时生产和民用生产之间，以及为美国军队和为盟国军队的生产之间的全面经济平衡作出先期判断。
由于这些概算是很精确的，这就可能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人力等作出更细致的调整，而且也已经这样做了。因此在1943年年底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