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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变得更长了。或许,只有美国人认真看待宣言序言中的原则声明,把它作为将来的国际关系的纲领,不过美国人的思想当然远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因素。虽然宣言的原则事实上并没有决定未来的国际关系,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可以认为宣言只是一套空话,不过从另一点上看,宣言的确取得了重要的实际结果。在战争的年代里,宣言上签字次序所意味着的大国和小国的区分一直保存下来,作为联盟中法律与外交的结构,尽管给予中国的地位是不现实的。此外,当联合国组织后来成立时,它也具有起源于这一宣言的痕迹。
这一宣言可以看作是自威尔逊总统以后美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推行积极外交第一次取得的成果。作为既充满了崇高的原则又具有舒畅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美国思想的反映,它象征着国际事务中的一种新发展。
《联合国家宣言》的文本是在1942年1月2日最后签字的那天散发给报界的。英国和美国的评论几乎普遍表示赞成,但是俄国报纸却慎重地保持沉默。总的说来,美国新闻记者比英国新闻记者更倾向于接受宣言的表面价值。因此,举例而言,《纽约时报》就在一篇社论中(1942年1月4日)声称:“这项协议……可能表明是和人类历史中所签订的任何政治文件同样重要的一个文件”,而比弗布鲁克勋爵的一份报纸,《星期日快报》,则较为审慎地说:“大联盟是一个事实——已经签字、盖章并发表了。……在纸上,大联盟是'胜利的'铁一般的保证。但是数字也好,文件也好,演说也好,都不会带来胜利。”
筹备《联合国家宣言》仅仅是阿卡迪亚会议活动的一小部分,在英国人看来,它简直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丘吉尔和他的顾问们说来,主要的事是在军事战略上达成协议。事实上,战略、军事部署和军事管理等问题的确占去了会议的大部分时间。英国人担心太平洋地区事态的影响会改变英国的军事计划,但是这种顾虑在会议一开始便消除了,因为美国人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其中一部分是这样的:“从去年2月以来,出现了不少新情况,但是尽管日本参战了,我们还是认为,德国仍然是主要的敌人,它的战败是胜利的关踺。一旦德国被击败了,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战败必然接踵而来。”当英国的参谋长们听到这些话时,他们一定很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一直是很担心的。
英国人所担心的第二件事是,美国人会坚持把他们的军事生产大规模地转向装备美国武装部队的任务上去,丘吉尔在他准备提交给会议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于我们有损害的是美国将建立起一支拥有一千万人的庞大的军队,在这支军队受训期间,至少有两年将把可用的物资全部吸收了去,一面袖手旁观地保卫着美洲大陆。”这种顾虑同样证明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和任何别人一样急切地想看到美国部队出动作战,并且对于提出迅速部署这些部队去攻击德国的建议表示欢迎。
然而,提出建议是一回事,安排部署又是一回事。在随后的两年里船舶的缺乏竟然成了盟国战略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它构成了影响事物进展的一个环节。会议面临的迫切的问题是在太平洋地区对船只和部队进行防御性的部署,以便确保同澳大利亚和远东的联系。马歇尔将军拟定了一个防守新喀里多尼亚作为通往澳大利亚途中的主要停留站的计划,但是太平洋地区的这一计划和其他计划所需要的船只,只有把船舶从其他的紧急任务中抽调出来才能筹集起来。在大西洋战场上,美国人同意派遣部队到北爱尔兰去,他们可以在那里完成训练。这些部队不仅将协助保卫不列颠群岛的安全,而且将使要不然便需要留下来保卫英国本国安全的好几师经过充分训练的英国部队有可能用于海外。行动是迅速的。阿卡迪亚会议还没有结束,美国部队已经开始奔赴爱尔兰了。这个行动公布出来作为一种宣传策略,既打击了德国士气,又打击了美国国内残存的孤立主义情绪。
当时的情况异常紧迫,因此在会议上不可能就长远的进攻性战略达成坚定、明确而详细的协议。虽然如此,英国人却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计划:这个计划所根据的假设是,当时正在利比亚展开的攻势将导致北非轴心国部队的全面毁灭。如果这件事实现了,他们希望看到一支美英远征军在法属北非登陆,当然最好事先能得到维希当局的同意,但必要时不得到同意也要进行了。这项以“体育家”为代号的计划实施的日期暂定为1942年春天,但是时间表并没有明确地规定下来。维希的变幻莫测的政策,使丘吉尔焦急地希望如果法国当局突然发出邀请,他就能立即至少派出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去。
在北非的攻势如果取得成功,就会“收紧”对德国的“包围圈”,并为1943年在欧洲大陆大举登陆打开道路。丘吉尔所设想的最后对德作战方式是,由几支人数较少,但装备精良的装甲部队同时在几处地方登陆。他写道:“无须认为需要大量的士兵。如果装甲部队的袭击成功的话,当地人民的起义(必须为他们提供武器)就会成为解放当地的攻势中的主体”。
美国参谋部还没有时间为使用美国部队攻击德国自行制定任何详细的长期计划。因此,马歇尔在会议上提不出任何明确的相反的建议来。尽管如此,他对这项计划即使不是积极反对,至少也是不很热心。其他的美国高级军官也抱着同样的见解。
罗斯福个人对这项北非计划却很感兴趣。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把达喀尔想象成对美洲半球的安全日益迫近的一种威胁,占领法属北非就会排除掉这一危险。此外,地中海的开放将使供应线大为缩短并减轻对船舶的某些压力。当然,最重要的军事上的考虑是,似乎没有别的计划为不久的将来积极使用大量的美国士兵去攻击敌人提供一个机会。然而为了减轻对俄国人的一些压力,英…美在不久的将来展开进攻,似乎是非常必需的。
罗斯福经常耿耿于怀的最后一种顾虑是美国舆论的捉摸不定的情况。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时期里,美国人的注意力立即大半集中到了太平洋地区,特别是集中在菲律宾群岛的防御上:不难想象,会出现强大舆论压力敦促美国把主要力量转到太平洋去打击日本人的这种情形。这一点如同我们知道的那样,事实上正是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属于孤立主义的那些大报所要求的。防止公众的注意力这样集中在太平洋地区的最可靠、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欧洲战场上发动进攻。到那时,新闻报道就会发生变化,不是完全由来自日本前线的新闻所占去了,而且对一切已经发动的进攻,美国公众的支持是可以信赖的。看来无可怀疑的是,罗斯福坚持要尽可能早日在欧洲战场上把美国部队投入战斗,骨子里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取得了一项协议,即就“体育家”的后勤和其他要求进行研究。谁也没有否认这一行动对盟国的事业会是有利的。问题却是能否获得必要的船只、兵员和设备。甚至在会议结束以前就已经变得很清楚。在利比亚获得全面胜利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而“体育家”计划原来的根据也随着这种希望而消灭了。一支胜利的英国军队在最近的将来不会立即出现在法属突尼斯的边境上,而缺乏这种支援任何登陆行动都不得不采取比最初所设想的更大的规模。因此,尽管罗斯福对英国的计划表示赞同,并不能商定对“体育家”承担任何坚定的义务,更不能商定一个明确的作战时间表。太平洋地区迫切需要的防御性部署和地中海地区敌人力量反击的意料不到的猛烈,使英美的进攻计划制定得未免过早了。
虽然马歇尔将军没有向会议提出任何条理分明的长期战略。但他对应该指导盟国作战行动的军事管理原则却有一些十分明确的想法。在这些事项上所达成的协议证明,对总的战争行动和英美合作的形成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圣诞节那天,马歇尔向英美参谋长会议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官方记录里记载的他的讲话如下我说的这些话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并不是同海军或者同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处商量研究的结果。鉴于我在法国所看到的情形,再根据我所注意到的我们自己的经验,我强烈地感到,应加考虑的最为重要的事项就是统一指挥的问题。我们目前正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