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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侵略军正在用尽他们最后的力量。毫无疑问，德国无法长时期保持这样的努力。再过几个月，再过半年或者一年——希特勒德国一定会在自己罪行的沉重压力下崩溃。
如果我们可以怀疑那份给丘吉尔的报告是夸大了的悲观主义，那末，这篇演讲显然夸大了斯大林当时可能具有的不论何种乐现主义的原因。
斯大林自己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呢？凭着这种矛盾的证据，我们当然不可能知道。可能他太忙于处理俄国日常的作战工作，不能抽出许多时间去推测未来事态的发展。但是斯大林发表的讲话里有一篇倒有一点诚实的味道。1945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红军司令员的一次宴会上，当他举杯为俄国人民祝福时，他用下面这些话提到了战争的最初几个月：
我们的政府犯了不少错误，在1941…1942年我们有时感到形势十分危急，当时我们的军队不断地撤退并放弃我们村庄和城市……因为当时别无他法。换上一个别的民族就会对政府说：“你们不符合我们的希望。下台吧。我们将任命一个新政府，同德国人讲和，保证我们过一个平静的生活。”但是俄罗斯民族并没有采取这条途径，因为他们相信政府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不惜牺牲以保证德国的溃败。俄罗斯民族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心，表明是保证对人类的敌人——对法西斯主义——取得历史性胜利的决定力量。
是酒后吐真言吗？也许是。他在级别很高的场所这样一反常态地承认错误，以及他强调士气的至关重要，听起来都是真实的、坦率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前后经过，几乎可以肯定斯大林一定不止一次看到溃败迫在眼前，而几乎凭着他独自一个的意志力，把它压制了下去。
的确，斯大林个人的行为是保持住俄国士气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甚至当形势看来极端绝望的时候，他也始终没有公开作出任何退缩的暗示。1941年，当外国外交官员和苏联政府的某些部门撤离莫斯科时，斯大林仍然留在克里姆林宫，甚至在为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而照例举行的一次检阅上还公开露面，这一事实对俄国人民说来，象征着他的刚强不屈和人民自身的坚韧不拔。
斯大林在对局势作出估计时，一个重要的因素必然是他估计德国后方很有可能爆发一场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本会要求俄国人把他们战时的宣传完全放在革命的基础上。斯大林并没有这么做，不过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全世界的工人发出号召。在盟国境内，这种宣传表现为鼓动开辟第二战场和生产更多的军需品。在德国占领区，则采取了“人民阵线”的形式，而其纲领则是改良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简言之，就是撵走德国人，建立起一个美好的世界。至于德国本身，在俄…德战争的第一年里，斯大林在演说中一再努力把希特勒政府同德国人民区别开来，莫斯科电台也遵循着同样的路线。
但德国并没有发生革命，而抵抗运动也只获得了有限的成功。在战争的较后阶段，斯大林往往不再把德国人民同政府区别开来，相反，他谴责全体“法西斯野兽”。1941年，斯大林也许认为德国可能会发生革命，但是，当1941年12月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开始遭到失败，随后出现德军最初的几次后撤，却没有产生预期的结果时，斯大林似乎抛弃了他早先认为的可以使德国人民离开希特勒的任何信心。既要一心一意去同德国人作战，同时又把他们看作潜在的无产阶级弟兄，这无疑是难以办到的。
根据手边的一点点证据，我们也许可以推测，俄国最高统帅部在战争的头六个月中一连经历了三种心情：从开始的大吃一惊，晕头转向，到近于恐慌的状态，然后在1941年11月左右俄军在莫斯科地区反攻开始实现时，又变得过分乐观。当最坏的情况并没有出现，红军经受住了最初进攻的冲击，并且证明虽然在德国人面前撤退，但是还能保持军纪时，人们相信，德国人面临在俄国的冰天雪地里长期作战而西面又有一个敌对的英国的前景，将畏缩不前，这种想法就变得是可能的了。纳粹早期的进军，毕竟都是短暂的，而且避免两面作战早已就是德国军事和政冶思想的主要原则。还有，在希持勒这一次没有能轻易取胜之后，德国工人是否还会对他表示忠诚呢？德国工业又怎么能无限期地为一场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战争提供军需品呢？象斯大林在1941…1942年冬季不止一次公开叫喊的那样，早日结束战争的希望，就是以这些理由为根据的。
然而，虽然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可能在情绪方面受到剧烈的挫折，他们却始终能作出不屈不挠的努力把整座整座工厂迁移到东方，以保全并重建战时的工业，而同时需要无情地动员一切人力和生产的资源把红军建设起来的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希望和忧惧的纷纭交错，并没有使有力的行动因之瘫痪。
共产主义的学说早已预见到苏联有一天会遭到外来的攻击。自从新大林最初巩固了对党政机构的控制后，斯大林政府的全部政策主要在于使俄国对这样一次攻击有所准备，这一点是可以证明的。但共产主义的学说没有认真考虑过在战时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国家结成联盟的可能性，斯大林常常强调两种竞争的经济制度，即社会主义俄国和资本主义西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敌对。根据这种看法，在一场进攻苏联的战争中，英美两国也是法西斯德国的天然的同盟者，因为这三个国家都有着本质上相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1941年，在对德战争来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概料想英美会站在这场新战争的外面，利用适当的干涉力求使德俄的兵力互相保持平衡，这样它们便会互相消耗兵力，而使英美两国得以规定一项新的和平解决办法。事实上，渔翁得利的第三者的角色，恰恰是斯大林在1939年竭力想使俄国扮演的角色。而丘吉尔在俄国人受到袭击后立即把他们当作盟友来欢迎的那种急躁举动，很可能使斯大林大吃一惊。宣传的突然转变——从猛烈责骂英国延长战争改为把它当作盟友来欢迎——即使得到训练有素的俄国新闻界的协助，无疑也是很困难的。斯大林也许觉得使这种转变进行得慢点就会容易点，一面还是先等着看看英国的支援究竟会有多大价值，这样做才是明智的。空洞的语言不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毕生所受的全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教导，使他无法认为英美资本主义者能够真诚地对苏维埃国家提供援助。英美同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的纷乱的关系史，使双方都没有互相信任的基础。
但是从实际的观点看，斯大林在1941年的目的必然是防止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成为事实。西方以军需品的形式，尤具是以打击德国的第二战场的形式提供的援助，都是俄国人非常需要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无疑不会阻止斯大林接受可以得到的全部援助并要求更多的援助。这就要求苏联官方对于战争的性质和英美社会的特性的解释作出巨大的修改。不作出这种脱离传统的共产主义观点的改变，同西方盟国的关系就很难使苏联人民认为是正当的，英美同俄国的合作，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也会是接近于不可能的。
斯大林的演说为苏联新的宣传方针提供了最易为人理解的、也是最权威性的指导。在1941年7月3日发表的第一篇战时演说中，斯大林宣布这次战争是“保卫我们国家的民族战争”，并继续说：
在这次解放战争中，我们将不是孤立的。在这次伟大的战争中，我们将在欧洲和美洲的各国人民中，包括被希特勒暴君奴役的德国人民在内，获得忠实的同盟者。
我们为我们国家自由的战争，将同欧美各国人民为他们的独立、民主权利……的战斗融合在一起。……
在这方面，英国首相丘吉尔关于援助苏联的历史性讲话和美国政府表示愿意援助我们国家的声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有代表性的，这篇讲话和这项声明只能在苏联人民的心里唤起一种感激之情。
由此看来，这次战争是为民族独立、自由和民主而战的，不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或者在全世界发动革命。在以后的几年里，这始终是苏联战时宣传的基石。直到1944年，“民主”这个词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