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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对俄国政策的动机作出的这种解释，苏联与非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唯一可能的关系就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种敌对关系有时是隐蔽的，有时则是公开的。一时的形势可能需要同其他国家结成联盟或进行表面的合作，但是这样的结盟是暂时的，是一种假象，而不是真相。
这可以称之为阴谋论：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正阴谋包围并推翻这个苏维埃国家，而反共产主义则看到一种威胁要发动世界革命的巧妙地伪装起来的红色阴谋。缩短成这样夸张的语言，这种理论当然过于简单化了。不过人们越是倾向于简单地生动地并用阴谋与反阴谋这种概念去看事物，这样一种理论就越可能呈现出相当大的真实性。在人类事务中，人们经常设想出他们最恐惧或最希望的事物。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象他们的情感是以事实为根据的。由于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别人的相反的行为），他们相信的事物，不久就变得至少有几分是真实的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加思索就摒弃俄国所提出的阴谋论，也不能轻易就否认类似这种理论对俄国及俄国以外的官方决定已经起了作用，而且继续在起作用。
对俄国政府行动所作的第二种总的解释，则摒弃意识形态和阴谋论，认为它们是口头虚构，旨在哄骗天真无知的人们。相反，现实政治，即追求权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权力，这些都可以提出来作为对苏联迂回曲折的政策一种充分的解释。根据这种看法，苏联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和通常存在于民族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差别。俄国的统治阶级或集团愈觉得自己的政权不巩固，他们就愈变得不安，于是通过自我约束（即通过党），并辅之以宣传和警察，以争取获得国内的安全。与此同时，统治者则通过联盟、领土扩张以及军备来追求国外的安全。
根据这种看法，苏维埃政权的特点是来自困扰着统治集团的那种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强烈的不安全感导致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对国内政冶及国际事务的政策作出剧烈而突然的改变。比较稳定的政权，如美国或英国存在的那种政权，对内对外都已在较长的时期内稳定下来，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面作出比较激烈的改变。但是，尽管有这种差别，我们仍然可以争辩讲，实质上到处都是同一个动机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义以及统治阶级或集团（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样）的利己主义支配着一切掌握权力的团体；政府领导人所唱的高调和道德或政冶原则，事实上只不过是一种手法——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不知不觉地使用的——凭着这种手法更容易使群众服从。
尽管在极端的形式下，这种理论事实上显然也过于简化，但是认为这种理论不屑一顾，那也是错误的。政府毕竟要尽力去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且只要有机会更要增强这种权力。同时当道德原则同那些看来是自身利益的事情发生抵触时，原则很少能占优势。
每一个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则与自身的利益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在道德与不道德之间，实际上都显得含糊不清。有见识的人在设法说明官方的政策时，总是将两者都考虑在内。实际上，要在两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或者要精确地估计，在作出任何特殊决定时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特点是，意识形态与权宜手段之间所发生的剧烈的相互作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使人易醉的酒，能够赢得许多人情感上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俄国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国社会和技术发展的水平，则使它容易受到攻击。在一个划分为实际的或潜在的敌对民族国家的世界上，这样一个比较软弱的社会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于权宜之计的小心谋算才成。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越强，就越难制定出与俄国国家安全的要求妥协的办法。
对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内心安宁和他们的实际效力来说，幸运的是这种冲突通过一种并不费事的合理处理，往往就可以消除。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心，毕竟是对一个未来的美好社会的幻想，但是这种幻想并不意味着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因此，一再肯定一个没有国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会这一最终的理想，而同时又在社会主义自卫的名义下，实际上扩大国家的权力，在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划分严格的差别，利用暴虐的警察去制止危险的行为和思想，并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军队，这完全是可能的。经过列宁和斯大林重新拟订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把这样一种解决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的矛盾的办法奉为神圣，策略与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为形势所迫，那末，任何策略都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原则与权宜手段之间一系列的妥协，经过一段为时数年或数十年的时期的作用以后，结果当然会使理想变成徒有其名的东西，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在举行仪式的时候嘴上说说的东西。但原来感染着白热化革命热情的理想失去对日常行动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时间的，而这样一种对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国似乎还不可能说已经发生了。同时，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集团里大概存在着原则与权宜之计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可能还很尖锐的紧张状态。
体现俄国政策对立两极的那两个机构是，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党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权力的正当理由，就在于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轻的共产党员都宗教式地从伟大的革命英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经文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神圣理论。红军则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保卫者。它直接继承了沙皇时代军队的传统，红军军官始终没有完全受到共产党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间俄国国内的发展看成是一种介于军队的统治与党的统治之间的摇摆，这是可能的。而且也许还颇能说明问题。当然，党和军队之间并没有公开发生冲突，但军队和党的领袖在群众中所据的显要地位，却有了引人注目的改变，而且在宣传方面，也有同样的改变，从战时的爱国主义，恢复到战后年代中宣传布尔什维主义。
共产主义原则同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不调和，并没有越出俄国历史中业已持续了多年的一种更为广泛的紧张状态的范围。俄国对西欧国家的态度至少从伊凡大帝的时代起，就是吸引与排斥，模仿与拒绝，羡慕与厌恶的一种稀奇的大混合。斯大林政府并没有避免这种由来已久的两类互相冲突的情感。布尔什维主义本身，至少就起源来讲，原是一种西方的信条。美国的效率作为一种理想早已向苏联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推荐了，1936年的宪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范而拟定的。另一方面，对西方的排斥则采取了新的形式：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及一切邪恶都归诸欧美社会，而始终坚持、有时甚至可笑地坚持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人们认为俄国人进行外交谈判时的那种僵硬死板的作风，就是由于他们竭力压制面对资本帝国主义以及较为开明的西方国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结果，这种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俄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差别之大，足以使某些观察家相信，有两种互相关联而又各自分开的文明彼此对立着。无论如何，差距是如此之大，哪怕要取得谅解也是困难的。苏联警察和新闻检查对俄国人与国外人之间的正常接触所加上的人为的封锁，再加上政府对重大政策问题的决定一贯的严格保密，使困难更加增大了。但是尽管结果势必不尽确实。约略地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后俄国的形势，似乎仍然是适当的。
本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俄国最东部的边境曾经是日俄两国军队不断发生边境事件的地点，这些事件有时候几乎达到了大规模战斗的地步。但到了1941年春季，日本的帝国野心已经转向西南太平洋的岛屿及沿海地方，而俄国则日益关心德国人渗入巴尔干半岛。结果，两国政府都准备达成协议。1941年4月13日签订的中立条约，正式建立了这种新关系。
尽管日俄利益的真正分歧继续存在，但是1941年的中立条约，在1945年4月以前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正式基础。利益的主要分歧有二：在中国，俄国继续支持中国抗日；在欧洲，在那年年底之前俄国人正在同日本的敌人英国和美国联合作战。
在中国，俄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