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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照美国工农业的具体生产力而加以调节了。但1941年，英美两国之间对现有的和潜在的资源仍然缺乏有组织的统筹考虑。租借法在这方面起了作用，因为英国人当然只是要求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东西。而且，各方面的美国官员对英国的需要要求“提出正当的理由”，这实际上意味着英国人越来越频繁地把他们战时总生产量的统计数字和其他资料提供美国官员们查阅。商定好的原料采购工作伸展到很远的地方。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区域被认为是英国或美国特有的禁区；一国政府有剩余的原料就分给另一国政府使用。如果全世界都缺少，就商定分配原料供应的份额。这些控制原料分配的方法在1941年已经发展得很完善，此时对工业制成品的类似的控制，尚处于初创的阶段。
1941年英美两国战时经济的第二个并与上述情况有连带关系的缺点是，生产计划同ABC…1中所设想的军事义务之间缺乏任何牢固的关系。当然，必须记住的是，ABC…1并不是一个有约束力的协定，美国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这项战略计划是严守秘密的，而且也没有人能够肯定地说美国人民是否会真正参战或是在什么时候参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一个足以确保对美国所有潜在的敌人取得胜利的规模来筹划战时生产，这在美国人中间是不可能获得普遍同意的，而由于任何全面战时生产的计划必然会牵涉到民用消费的一次大幅度的牺牲，情况就更是如此。但是在1941年这一年，民用工业已经开始向战时生产转变了。
当然，事情是明摆着的，现有的美国工厂不可能满足普通消费者、美国的武装部队以及英国、俄国、中国和其他各国政府提出的多方面的需要。必须而且确实排定了先后次序，但直到1941年年底为止，这种分配办法还没有一个合理的依据。相反，作出的那些特别的经验主义的决定，大部分都是忽视此后军事方面的需要的。美国未来的政冶方向基本上还捉摸不定，因而也不可能采取其他的步骤，没有一个美国人确切地知道要对什么事作好准备，或是在什么时候作好准备。
也许，日常管理中最主要的争端就是一直存在的长期与短期之间的矛盾。长期增加生产，就必须建立起新的工厂和新的机器，但用于这方面的材料和熟练的人力就必须从当时的战时生产中抽调出来。1941年9月30日，优先分配供应局授权把美国钢的产量扩大为一千万吨，这是为长期增产所采取的最基本的决定之一。但直到1943年年底为止，这一新产量尚未完全实现，而在这期间，钢铁厂的建造耗费了大量当时原有的供应品。实际上这项决定和其他类似的决定相反把美国战时生产的高峰推迟到1944年才出现。如果把主要工厂小规模地扩充一下，可能会使高峰生产出现得更早一些，但这也就意味着最高产量必然会比较低。
1941年作出的决定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些决定没有作出任何认真的努力，把经济计划同军事计划联系起来。但是象扩大钢产量并把最高产量推迟到1944年的那样一个决定，显然在军事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1941年夏季，美国和英国有许多人开始看到这种缺乏联系的情况了，还有许多人深信，如果要确保胜利，美国的生产水平还需要大大提高，有些人希望查明哪些东西确实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开始尽量正确地估计打败轴心国所必需的军火弹药和供应物品，以及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些东西。他们的这项努力的成果被人称为“胜利规划”。
实际上，“胜利规划”的编制工作——估计需要量和估计能满足这些需要量的生产计划是否切实可行等等——在1941年12月4日即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前三天才完成。这一巧合解决了要不然便会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在战火方殷的时候，反对“胜利规划”的意见都烟消云散了，尽管这项规划要求美国人民在生活方面作出牺牲，并要求美国政府增加临时的开支。这样，当日本人袭击的时候，正巧进行一场全面战争所必需的参考资料和粗略的生产计划也已经准备就绪了。把数字变为事实的努力便立即开始了。
“胜利规划”中所包含的同ABC…1中所包含的军事计划相配合的是经济方面的计划，而且至少同军事计划拟订得一样大胆。对美国来说计划经济的概念完全是同传统格格不入的。奉派起草和执行这项计划的人员必须在工作能够开展以前就先接受这一概念（也许说是“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可以更贴切地叙说出有些人的经验）。1941年间，一次主要在幕后进行的长时间的宣传运动，顺利地使美国行政人员（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新近从私人企业中抽调来的）作好了思想准备，可以接受一个战时经济的全面计划了。结果，当美国一旦参战以后，争论主要是集中在执行战时经济的方法上，而不是在筹划一个战时经济组织的原则上。
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英国拥护和热切地接受这个“胜利规划”是非常轻率的。英国本来已经不得不依靠美国，现在不仅在两国国内的经济管理中，而且在两国之间的经济管理中实现生产合理化，英国对美国的依赖，于是更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员们势必对英国的整个经济施加潜在的约束力。
但轻率从事却得到了好结果。美国和英国把工业和原料的资源合到一起，使两国的战争潜力远远超过了每一国单独经营所能达到的程度。经济上相互依靠这一点，促进了战略上的长时期紧密合作，而且确实也要求有这样的合作。1942年以后，两国的联盟已经达到难解难分的程度，即使有人想要拆散这个联盟，他也几乎无能为力了。
根据上述情况，显然可知，早在美国参战以前，美英两国政府之间接触的频繁，就远远超过任何类似正常的外交关系了。由于在美国成为交战国以前就制定了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其结果促成了两国政府低级官员之间经常交换情报、意见和态度。
这种关于情报和意见的交换，对英美关系到底有什么实际效果，人们只能加以臆测。但是，说美国官员在军事和经济领域内部从英国的经验和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似乎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概括。ABC…1的纲要似乎更多地是反映了英国起草人的意见而不是美国起草人的意见。英国的经济动员在1941年已经将近完成，这为美国的许多措施提供了详细的范例。这并不是说美国官员们自觉地全盘采用了英国的做法。这还不如说是，当实际问题发生时，在华盛顿的英国代表可以引用他们在自己国内应付类似的困难所取得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有益的建议。例如，在起草“胜利规划”时，美国和英国的官员之间在比较低的级别上就已建立非常紧密的合作，他们反复讨论各自国家的经济怎样才能对联合作战作出最大的贡献，在这类交换意见中，英国人对战时总动员这些新问题具有较长时间的经验，这也就是说英国人的观点常常占上风。
美国和英国低级官员的这种交往不论多么重要，必然是私下进行的，而且只有详尽的行政史料才能说明两国政府之间这种伙伴关系的各个方面，对比之下，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引人注目、较为容易掌握，而且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诚然，单就罗斯福和丘吉尔体现他们各自国家的人民意志这一点来讲，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交往就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合作。
这里我们并不准备来评论这两位政府首长的性格和历史任务，但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想说几句话。首先，在丘吉尔初开始同罗斯福打交道时，他就怀有一份敬意，后来尽管他们日益熟悉，这份敬意却始终没有消除，这部分是由于罗斯福的职务既是政府首脑又是国家元首和海陆空军总司令，因而就外交礼节上讲，级别高于丘吉尔。第二个因素，当然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丘吉尔完全能够用一种既是拘泥形式的礼节同时又是屈尊俯就的态度去对待小国的君主），就是罗斯福所领导的国家凭着地理方面和其他方面的长处，具有远远超过英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而且这个国家是英国在经济方面已经完全依赖的国家了。这样，丘吉尔施展计谋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万一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他可以反对美国的立场，但他决不敢冒公开破裂的危险。丘吉尔在经常打给罗斯福的电报上所用的署名——“前海军人员”——就是表示他意识到自己在同总统交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