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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遭到来自西方和东方的入侵以后，波兰人在两次大战间的波兰全境组织了许多独立的地下部队，继续同占领国家进行斗争。主要的部队是由前波兰国的四个主要政党组织的。农民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即农民大队）在农村地区实力最强，他们代表德苏占领下的波兰的农民进行他们的大部分活动。社会党党组织及其军队则在市区和工业区比较活跃，因为有组织的工会和合作社战前在那些地方就是有影响的。除了这两个主要的团体外，国民民主党和大主教民主党也都有它们独自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
在大战开始后不久，几个仍然留在波兰的军官，包括“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上校在内，从西科尔斯基将军那里接到命令，要他们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部队整编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这就是勇不可当的波兰“国家军”的由来。到1944年华沙起义的时候，它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三十八万人的兵力，而在组织方面则和独立的波兰的行政区相符合。这个军事组织最后同一个民政机构和“政治代表组织”配合起来，置于流亡政府派来的一个代表的权力之下；整个结构通过无线电和信使同伦敦保持着持续不断的联络。如同信使之一卡尔斯基后来说明的那样，波兰秘密国家的目的是要使战前存在的波兰（即以1935年宪法为基础的波兰）延续下去，并且要维持政府的行政结构，为最后的解放作好准备。如果这意味着波兰人坚决不承认德国或俄国的占领，那么同样正确的是，以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的领袖们坚决认为，战后的波兰政府应该具有同1939年9月以前执政的政府迥然不同的政治性质。
这个秘密国家是通过那个“政府代表”和派驻波兰各个地区的代表来行使其行政权的。每个地区设有十二个处，相当于波兰流亡政府的那些部。国家军司令“格罗特”（罗韦茨基）上校（后升为将军）本人就归伦敦的波兰军队总司令指挥。地下国家的统一则是通过四大政党——社会党、农民党、天主教民主党和国民民主党——的合作而实现的。这些政党都有代表参加那个地下“政治代表组织”或波兰的议会，另有代表参加伦敦的流亡政府。据卡尔斯基说，另外还有一个部门帮助维持民众对占领国家的那种决不屈服的态度，并消灭所有通敌分子。虽然各种政治力量的合作是相当牢固的，足以给人十分深刻的印象，但是始终并不是平静无事的。在几个主要政党中，有些派系甚至在早期就不赞同地下组织领导人们的政策。尽管这些政党在为国家军提供人员方面进行合作，他们仍然对各自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保持自行控制的权力。
这个秘密国家的规模和实力通过它的种种活动便显示出来，其中有些活动上文已经提到过了。例如，有组织的教育竟能在地下进行，尤其鉴于一旦被发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惩罚，所以这看来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然而，在小学德意志化，中学和大学又被德国人关闭以后，波兰人继续按照波兰的传统教育他们的子女——就当着盖世太保的面，秘密地开班上课和举行考试。这个波兰地下组织和国家军中的其他各种活动是设有秘密印刷厂，它在整个大战期间继续印行了许多种出版物，还有国家军生产武器的秘密工厂。军事法庭为审讯战犯和纳粹头子而行使其职权，许多死刑判决都执行了。从一致抵抗德军的态度中发展起来的那种坚强不屈的程度，后来使波兰人可以夸耀说，他们是自始至终没有产生过一个吉斯林的唯一国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着重地指出了国家军和大战前的波兰陆军之间的区别。他说，以前，军队的骨干是由职业军人的一个核心组成的，他们不参与政治，也不加入政党。可是，国家军的政策是，允许每个士兵只要在共同斗争中始终服从总司令的命令，就有尽情从事他所挑选的政治活动的全部自由。然而，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提出的这个政策，大概主要是出于需要而不是由于自由原则，因为“博尔”是一个属于波兰贵族传统的军官，类似于支持毕苏茨基在政变后独裁时期执行的萨纳恰政策而后来又自行接过控制权的“那些将军们”。他对于各政党给予的支持的依赖迫使他把自己的立场改变得比较符合于他们的政治观点。然而，举例而言，存在于“博尔”那样的军官和组成农民党军队的那些人之间的社会大鸿沟，使他们的合作在大战期间一直都很困难，最后终于导致农民党军队和国家军领导之间的严重分裂。可是，暂时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却同各政党进行合作，并且执行着流亡政府中各党领导人的命令。因此，单就其军事行为而言，他同秘密国家政治领袖们的政策，或者同西科尔斯基将军，都并无矛盾，西科尔斯基将军希望波兰在这次战后具有牢固的西方意义的政治自由基础。
起初，地下斗争的力量是同时针对德军和俄军的，因为他们都占领着过去曾经是独立的波兰的领土。地下组织的目标是要准备一次武装起义，并且通过主要是针对着和盟国处于交战状态的德军的破坏行为、牵制活动和情报工作，去支持盟国的作战努力，但也反对苏联政府运送给养并以其他方式帮助纳粹进行战争的种种努力。法国的垮台打消了波兰人所抱有的盟军在不久的将来获胜的希望，因而迫使这个秘密国家的领袖们采取一种长期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情报、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上，并且把庞大的地下组织缩小到最低限度，以便减少盖世太保所采用的那些严厉措施的效果。
1941年6月，德军入侵俄国，这在波兰地下活动中，就象在波兰其他方面的活动中那样，导致了重大的改变。在波兰东部同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的斗争突然停止了。国家军开始向红军提供很有价值的帮助，一面针对德军后方的交通通讯进行种种牵制活动，一面通过波兰驻古比雪夫的大使馆和伦敦的流亡政府直接向苏联政府提供情报（苏联政府也乐于接受）。这时期，重点是放在为未来的起义制造武器和弹药上，以及针对通过波兰境内的德军交通线上那些战略据点所采取的仔细筹划好的种种措施上。新闻报道和宣传活动同先前一样继续进行。波兰人被押送到德国去从事强迫劳动，这使波兰的地下组织得以扩展到德国的心脏中去，并同法国境内的抵抗力量建立了联系。波兰人的广泛而精细的组织使他们能够在大战期间对德国国内的形势向各盟国的政府提供宝贵的情报。此外，他们同欧洲被占领地区的其他地下组织的联系，使他们可以参与一个组织严密而有效的地下活动网，被俘的盟军士兵和降落在敌境的飞行员通过这个活动网可以有计划地混过德军防线，进入安全地带。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德国人早在1940年就对这个组织的规模之大和实力之强感到惊恐，因而采取了通称“A。B。行动”的那项严厉步骤。当德国人在晚期采用集体负责和屠杀人质的办法时，他们的政策恰恰得到了同他们的意图相反的效果，因为波兰人不但吓不倒，还进行了一系列反报复活动来对付德国人。措施和反措施变得日益剧烈，被占领的波兰不久就成为德国人和波兰人之间的恐怖事件和残酷行为的发生地点。
1943年4月，德国人向全世界透露出一项离奇而悲惨的事件：有几千名波兰军官被屠杀后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与此同时，另一幕同样悲惨的戏剧正在华沙市内展开，但是虽然伦敦方面不断收到有关那里发生的事态的可靠报告，这项消息却没有公布出来。
华沙犹太人的经历虽然似乎难以相信，却只不过是旨在消灭欧洲犹太民族的那个庞大的纳粹行动的一部分。波兰的许多灭绝营——诸如特雷布林卡、马伊达内克、贝尔泽茨、比尔肯瑙和奥斯威辛——就是屠杀几百万犹太人的现场。就波兰本土来说，在犹太人区进行屠杀的事实也并不是仅仅限于华沙一处，因为类似的事件在德军占领下的波兰各地和东部地区的犹太人区里普遍发生。这些地方被希姆莱和他的下属选作欧洲占领区犹太人的主要屠宰场。至于与其他地方的军事行动同时进行的那种单独对付犹太人的德国种族战争，这里无法加以叙述。或许我们单提一点也就够了。华沙的犹太人区通过绝望的抵抗那最后一章，赢得了一种特殊的荣誉地位，因为当时摆在它面前的只是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