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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伐尔甚至在盟军发动进攻的初期仍然执迷不悟地相信德国的军事实力，还认为自己资本雄厚，甚至在最后一分钟也无意听凭巴黎的合作分子把他赶下台来。他召集内阁成员于7月12日在维希开会。戴阿不来，但是，其他的叛逆分子全都在场。临开会前几分钟，德·布里农递给赖伐尔一张铅笔写的纸条，由博纳尔、戴阿、伯努瓦…梅香和吕歇尔署名，要求改组政府。赖伐尔于是动手把他们搞掉，把他们的纸条撕碎。船舱里的这群侍者竟然要叛变了，妄图控制这艘沉船，赖伐尔在处理这场荒谬的叛乱时的手腕也许最清楚地表明了他个人要比他的这些同僚们棋高一着。达尔南并没有参与这场反赖伐尔的阴谋，他也是德国人所找到的唯一真正得力的同盟者。6月24日，他被提升为内政部长。
事实不断证明德国人的败局已定，面对着这些事实，连赖伐尔也不能一直顽固不化下去了。极端合作分子们猜对了，赖伐尔心里正在盘算，是否有可能在最后关头投靠另一边，把法国带过去，将功折罪。当然，法国并不是他想带就能带走的，不过，他是从来就毫不尊重舆论的。他选来作为他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计谋的工具的就是被拘禁在南锡附近的爱德华·赫里欧。在阿贝茨的同意下，赖伐尔于8月12日去找赫里欧，通知他已获得自由，并把他带到巴黎去。在巴黎，赖伐尔请赫里欧召集国民大会来接过对法国前途的责任，声称他所采取的步骤是根据华盛顿的建议并得到柏林同意的。赫里欧则回答说，召集国民大会是参议院议长的职权。战前的政治家德蒙齐出来干预，声称他代表大约二百五十五名议员发言，他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们只出席以元帅名义召开的国民大会会议，而不出席赖伐尔所召集的会议。我们根难相信这项复杂的阴谋竟会有成功的机会。总而言之，决心不让它成功的极端合作分子把正在进行的事情向德国秘密警察告发了。秘密警察于是重新逮捕了赫里欧，把他押送到德国去，从而结束了这场阴谋。
德国人这时知道，他们对巴黎或维希都不能再控制多久了，但是，他们决心要把那些在法国为他们效劳得很好的人紧紧抓住不放。8月17日，赖伐尔奉命把法国政府迁到贝耳福去。想溜掉是不行的，也不可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他生平第一次对德国人送给他的一份最后通牒表示拒绝接受。他用书面宣布他不再行使政府职权，把权力全部移交给巴黎市政会议主席泰坦热。赖伐尔办的最后一件公务是，命令各部的秘书长，或者在没有秘书长时由在职的级别最高的官员，负责主持部务。然后，他带领他的政府中剩余的人员启程到贝耳福去向元帅提出辞呈。据德国人说，贝当已经在那里了。事实上，这是捏造。8月17日这天，德国人也向贝当递交了一份照会，要他和跟随他在维希的全体政府人员迁居到法国北部一个未经指明的小镇去。8月20日，只是在德国人的武力逼迫下，贝当才屈服下来，也动身到贝耳福去。瑞士大使是这个场面的目击者，他写道：“元帅当时的镇静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相信他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不大了解。”他留下一份给希特勒的抗议书，宣称这一暴力行为使他无法继续行使他作为法国国家元首的特权，还留下一份告法国人民书。
合作分子的队伍现在全部崩溃了。有些人躲藏起来，有些人则慌忙钻进抵抗运动的队伍，在那儿的另一面旗帜下，他们并不是没有继续从事他们的熟练活动的机会。达尔南在法国东部顺利地收集了一支大约六千人的民团，随带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从法兰西银行抢走了一笔钱，在盟军向前推进时，带领他的支持者撤退到德国去。他在那里获准组成一支大约有两千人的“法兰西警备队”。他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队伍被编成查理大帝旅后，被派往俄国前线，而剩下的人则被吸收进了德国各种队伍。
对维希那帮人说来，贝耳福只是一个短暂的休息地。当德国军队被迫后退时，它就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了，那些法国部长都被仓皇地送到德国境内济克马林根的城堡去。这出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在那里上演了。由于贝当和赖伐尔以及一些其他的部长拒绝再履行任何政府职责，里宾特洛甫便邀请德·布里农同多里奥和其他的极端合作分子一起组织一个“全国革命”政府。据德·布里农自己说，他拒绝了。然而，在戴阿的鼓动和德·布里农的主持下，一个维护法国在德国的利益的政府委员会以贝当的名义成立起来（不顾贝当拒不承认）。这样，这些合作分子就在一片外国土地上，在一个自身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政权的卵翼下，实现了他们经过四年野心勃勃的阴谋和倾轧想要取得的那个目标的幻影。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阴谋和倾轧也并没有结束。多里奥在距离济克马林根大约两百英里的地方自行建立了一支法兰西人民党党员组成的队伍，他和其他合作分子的斗争仍在继续着。吕歇尔出版了一种名叫《法丝西》的刊物，还主管着一个叫作“这里是法兰西”的电台，多里奥则从他自己的电台“祖国电台”发出广播，同它对抗。阿贝茨支持吕歇尔，但大多数德国人却比较偏袒多里奥。这场冲突到多里奥被击毙后才告结束。据说他是在去会见戴阿、企图使两个阵营达成一项妥协办法的途中，汽车遭到飞机扫射而丧命的。他的对手们则留在那里占有这片被他们征服的战场。他们在济克马林根等待战争结束，等待他们各自的命运。
第二章 自由法国运动 1940…1942年
1934年，有一个只有他的同辈军官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才知道的法国陆军上校写了一本书，总结了他自己对于机械化战争的前途的理论。这套理论他几年前在高等学校以及其他有机会的场合都已经鼓吹过了。这个军官曾经当过贝当元帅的幕僚，元帅读过他的手稿后，答应给他以支持，但是后来看到其他一些军政领袖可能会反对这套理论，他又收回他的支持，并且拒不同作者谈论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从这时起，夏尔·戴高乐上校和元帅之间的关系（以前是友好的）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番挫折并没有使戴高乐灰心，他自己负责把《走向军队专业化》这本书出版了。大多数法国专家对这本书不是冷淡地保持沉默就是傲慢地不加重视。如果职业军人们知道德国参谋总部非常重视这本书，在他们的论机械化战争的机密手册中原原本本地引用了这本书，并且把书中的原理具体运用到将来进攻法国的秘密计划里去，那么，他们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就会不同了。
在法国的政治家中，几乎只有保罗·雷诺一个人仔细研究了这本书，大体上同意他所提出的理论，并且向戴高乐保证，只要他力所能及，就一定予以赞助。虽然如此，一年后等到戴高乐在巴黎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说想推行他的见解时，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却掀起了那么强烈的反对，以致上级不得不命令戴高乐停止演讲。雷诺在议会里并通过写文章试图使法国陆军装甲化。他失败了。戴高乐感到很沮丧，他同时代的人大多认为他的军事生涯已经结束了。
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戴高乐被提升为准将，后来又提升为一个装甲师的指挥官。1940年德国人在缪斯河突破的初期，他率领该师作战，非常英勇，而且颇具军事眼光。在雷诺的政府倒台前仅仅两个星期时，雷诺派人把戴高乐从战地上召回，邀他担任陆军部副部长，部长则由他本人兼任。戴高乐接受了这项任命，便第一次踏进了法国政界，他立即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反对投降，赞成法国以某种方式在某处地方继续进行抵抗。甚至在法国进行武装抵抗已到了最后绝望的时刻，他还要求给他机会收集残余的装甲部队，由他以他自己的方法亲自指挥，以便作一次最后努力去瓦解敌人的进攻。这也许已经是太晚了；总之，当局没有批准他这一要求。
要了解戴高乐此后所采取的态度，要了解他作为“自由法国”的首脑同其他一些盟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记住他曾在这一短暂的法定任期内担任过陆军部副部长这一政治职位。从此以后，他便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人了。法德停战协定签订后，在抵抗运动的初期，戴高乐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那些英国政治家和军人，对他心理上的这一点是否有足够的认识，是个疑问。他们的主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