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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加以夸大，无意中也就助长了这种感受性。
一个农民为蒙受不公正待遇发了几句牢骚，便被指控为共产主义分子，被送上军事法庭，不时遭到拷打，并被判处监禁，或在军事管制下强迫劳动……。一个不愿让自己的女儿被宪兵强奸，或不用让自己的财产被宪兵掠夺的农民必然是一个“布尔什维克”。
东欧每个国家的地平线上，在压力或冲击下，几乎都会出现分裂。
东欧是一个农业地区，东欧民族也是自觉的农民民族。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国家从事农业的人口不到一半。大部分东欧国家的人口是过剩的，东欧农业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就象西欧工业就业不足的情形一样。这是自1919年以来扩大工业化的又一原因。但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在经济生活中实施民族主义原则。继承国的建立意味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一起分裂了。两大经济单元之一的俄罗斯帝国，被夺去了欧洲边境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省份；另一个单元奥匈帝国，本是多瑙河流域中部联成一体的统一关税区，这时却分裂为五个各有关税壁垒的独立经济单元。对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也曾作过微弱的努力，但未取得成果；世界经济萧条又加强了各国闭关自守的趋向，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不自然地发展农业，农业国家则不自然地发展工业。其结果是多瑙河贸易和整个东欧的贸易普遍减少。因为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并不相互补充，它们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巾场。此种经济需要的压力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来越严重，致使它们落入准备收购它们出口品的大国之手，德国因此于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经济上征服东南欧，并以此作为政治上征服的先声。
在1918年出现于东欧的新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早熟的，社会是分裂的，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尔赛解决方案的力量在于它符合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它的弱点则在于它不符合于可以预见的力量均势。
凡尔赛解决方案只是承认东欧的新体制而已。这个体制是从1918年而不是从1919年开始的；各国的革命在巴黎和会以前已经发生了，会议的主要决议，比以前每次大战结束后的任何一次会议所作的决议更多，那是由和会本身以外的力量所决定的。新体制是从下面的一股压倒一切的政治冲力创建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义的冲力，在1939年3月看来，这一变化似乎是长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强烈要求修改凡尔赛解决方案的时候，但并不要求从民族原则回到王朝主义的旧民族原则。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实现民族主义，继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则加以窜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义正如所有伟大的政治力量一样，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正义概念。当东欧帝国崩溃而实现民主民族主义时，对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来说，它具有巨大的解放运动的性质。1918年象伟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样，给人带来了革命告成、新时代开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来临之感。这种自我陶醉的气氛也许就是巴黎和会所处的最主要的政治环境，在处理东欧问题时尤其是这样，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纳粹德国勃兴，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结果。从“联盟节”引向“恐怖时期”和“法兰西帝国”以及从拉马丁、巴枯宁，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仑、巴赫和加富尔的辩证法，同样也适用于从以马萨里克为其最光辉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东欧引向1939年3月的东欧，这时主宰东欧的是业已成为德意志帝国元首的一个东欧移民。
匈牙利和德国的和约修改论者在宣传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尔赛解决方案说成是可悲的历史颠倒，那些旧政权的失意者因和约而变成了新政权的得势人物。然而，东欧各国及其千百万人民因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实现的民族愿望却要比在外国统治下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和对和约感到满意的国家在数字上并不相等。“胜利”的国家有九个：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它们都是在俄罗斯帝国废墟上崛起而取得独立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都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主要继承国），以及希腊。战败国是五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和俄国。德国和俄国不同于东欧国家；它们属于大国一类，它们要求修改条约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国主义式的，这和那种据说是因和约不公正面要求纠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确地讲，奥地利并不是一个要求修改条约的国家。它是一个缺乏生存意志的国家，因为它原来的愿望是与德国合并，但协约国不允许，奥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为在早期，它只是仰赖国联贷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维持生命的。从那时起，奥地利就没有什么积极的外交政策，而且它还从匈牙利手里取得了布尔根兰这一块土地，因此就颇为矛盾地把自己置于领土获得者之列。在东欧要求修改和约的两个主要国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但是它们对修改的主张不同。保加利亚不象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败绩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战败，所以它的不满情绪不那么强烈，比较听天由命。而且，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又有特殊关系。斯坦博利斯基和维尔切夫的传统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南方斯拉夫人联盟，为此保加利亚几乎成了1934年巴尔干公约的签字国。匈牙利则从来不存在加入小协约国的问题。匈牙利没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没有维尔切夫。因为在战胜国和要求修改和约的国家之间的裂痕并不如有历史的民族和无历史的民族之间的老裂痕那样深。德国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满不在于和约解决办法对他们不公道，而在于和约剥夺了他们许多世纪以来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权利。此种老区别的势力还可以由东欧的一个国家波兰来说明，它集双重利益于一身，既是有历史的民族，又是一个战胜国。
有人批评凡尔赛解决方案说，它产生的新的少数民族问题和它所解决的问题一样多，这个批评是错误的。它产生的问题没法和它解决的问题在数量上相比，它们属于不同的性质。1918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数民族，正是这个伟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转的成就产生了少数民族问题。自1918年以后实际上已取得胜利的东欧民族主义在形式上过于偏激，因此在自己内部也难以作原则上的自我纠正。阿克顿有一句名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检验标准是，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根据这种检验，总的说来，东欧新体制并未确定自由，它只是确定了多数民族的权利。阿克顿的另一段意味深长的话说明了并未确定自由而只是默认部分自由的经过：
民族权利的最大对立面是现代的民族理论。由于在理论上把民族和国家处于相等的地位，实际上却是把国境内所能有的其他民族降到从属地位。……各个不同的民族结合在一个国家之内，正如人们在社会内的结合一样，是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东欧根据凡尔赛解决方案对少数民族的压迫，正是民族主义向自己的对立面迅速转化的部分过程。因为牺牲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以维护多数民族的权利，必然会导致为维护一国最大民族的权利而牺牲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权利，使东欧各族人民都屈从于八千万德意志人的意志。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之前宣称他连一个捷克人也不想统治，接着他却吞并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因为它们握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这两者相隔才不过六个月，他就是这样在这条盘旋形的道路上最突然地拐过弯来的。
凡尔赛解决方案尽管是以民族原则为基础，但出于战略和经济考虑，在细节方面却出现了许多修改。因为解决方案不仅是按照民族原则重新划定边界，而且还是作为一场大战的结果而以战胜者的决定强加于战败国。所以对民族原则所作的修改，完全是有利于战胜者的。分割大匈牙利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践踏了民族原则。保留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个地理和历史单位，便是蔑视民族原则，尽管所持的理由是一个纯粹的捷克国家在经济上或战略上都是难以生存的。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便推翻了凡尔赛解决方案而建立了一个纯粹是捷克人的国家，六个月以后这个国家果然便解体并消逝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