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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保加利亚，希特勒似乎接受了这一事实：即保加利亚人民的亲俄情绪使他们不能参加这次进攻苏联的“十字军”。他同博里斯国王的关系一向并不错，即使不是真正友好的话，因为国王的“自然的”和“谦逊的”态度显然给希特勒和他的随从留下很好的印象。希特勒因为保加利亚参加了对南斯拉夫的战役，所以给了它相当大的报酬，正如希特勒1941年5月4日在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从而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忠实的盟友付清了“历史的债务”。如果不是由于保加利亚同莫斯科保持外交关系的话，他无疑会给予它更多的报酬的。这意味着，提到保加利亚在新秩序中的作用时，德国宣传的重点不得不放在德国和保加利亚的经济和文化合作上，放在亲德派人士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正起着的作用上，而不放在可能牺牲苏联而作出的领土调整上。
至于芬兰，希特勒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它同盟国方面的一个主要国家（指美国）仍然保持着外交关系，而且象中立国的记者指出的那样，芬兰同德国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协定，只是由于对一个共同敌人开展斗争而必须进行切实可行的合作。虽然如此，根据作者写本文时（1953年）业已掌握的证据来看，希特勒的确非常重视北方的这个盟邦。在1941年12月11日向国会发表的演说中，他在赞扬各卫星国时特别提到了芬兰，并在1942年6月专程去芬兰进行访问。
就德国同各卫星国的关系而言，军事合作或许并不那么突出（有时候的确非常脆弱），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倒是希特勒所采取的两个步骤：第一，“保护”轴心国内的日耳曼人，第二，在德国试图“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保证使这些国家同德国合作。关于日耳曼人的问题，德国的政策是：坚持这些日耳曼人可以享有自己的法人团体，有权成立自己的地方政府，制订法律以维护他们的日耳曼民族精神，参加武装党卫队和德国其他军事组织，以及一般说来，同德国当局保持它可能要求他们保持的那种关系。例如，斯洛伐克是1939年“战争爆发时手持武器参加德国方面作战”的第一个卫星国。在那里，德国侨民团体的领袖弗朗茨·卡马辛便同里宾特洛甫经常保持联系，里宾特洛甫就用他作为非正式的德国专员。卡马辛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他对于自己是德国特务一事也从不隐瞒。根据1940年7月21日的斯洛伐克立宪法令，在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将由一个国务秘书处来代表。1940年5月，据宣布，他们是一个自治团体，除斯洛伐克政府征收的各种赋税外，有权征收自己的赋税（Volkssteuer）。在克罗地亚，根据1941年6月21日的克罗地亚国家法和同年10月随后公布的一些法令，德国侨民团体也获得了自治团体的各种权利，其结果是：（1）他们的领袖布拉尼米尔·阿尔特加耶尔博士成了国家行政长官，在日耳曼族人的所有内部事务方面拥有最高权力；（2）日耳曼族人的文官都宣誓既效忠于希特勒又效忠于德国占领下的克罗地亚的首领帕韦利奇；（3）日耳曼族人可以按照纳粹党的仪式悬挂德国国旗，唱德国歌曲，穿制服和行纳粹党的敬礼。在罗马尼亚，德国侨民团体的地位，是在1940年8月30日签订维也纳议定书时由里宾特洛甫和罗马尼亚外长马诺伊列斯库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后来，这项议定书又由一个协定和一项法令加以补充。前者是1940年10月6日由安东尼斯库与侨民领袖安德烈亚斯·施密特签订的，后者则是同年11月21日使侨民团体成为自治团体，并授权给它颁布自己法规的一项法令。象在克罗地亚一样，侨民团体的成员被迫既向当地政府（所谓“罗马尼亚军团国”）宣誓效忠，又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在匈牙利，侨民团体的地位也是由维也纳议定书签订时签署的一项特别议定书规定的。这项议定书赋予当地的德国人毫无阻碍地保留他们民族风俗的权利，并允许“匈牙利境内德国人民族同盟”在弗朗茨·巴施博士的领导下，有权决定哪些人可以被承认为侨民团体的成员。日耳曼人将有自己的德国学校，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将有适当的人数参加。可是，同其他卫星国家的日耳曼人享有的权利比较起来，匈牙利境内日耳曼人的权利仍然受到严密的限制。他们没有获得法人团体的地位，他们领袖的权力也不能同斯洛伐克、克罗地亚和罗马尼亚侨民团体领袖的权力相比拟。地方当局禁止他们在国旗旁边悬挂“万”字旗。在匈牙利议会的辩论中，议员们常常流露出对日耳曼少数民族领袖们敌对的情绪，而在种族上属于日耳曼族的人们，大多数又都拒绝参加纳粹党控制的侨民团体。
象日耳曼人那样，犹太人也成为德国干涉卫星国内政的一种借口。1941年12月，外交部主管“德意志领土”司的副国务秘书路得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方面德国的计划究竟要求各卫星国参加到何种程度。根据路得的意见，犹太人“问题”的彻底解决只能通过下列方法：
1。将居住在德国及克罗地亚、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 2。将占领区内已经丧失公民权的所有德国犹太人押送出去；3。将所有塞尔维亚犹太人押送出去； 4。将匈牙利政府移交给德国的所有犹太人押送出去；5。向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说明德国准备把居住在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到东方去；6。促使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两国政府制定类似纽伦堡法令的法律； 7。劝说欧洲其余各国政府颁布有关犹太人的法律；8。并象以前那样“自觉地”与盖世太保“合作”以执行这些措施。
有一时期，纳粹当局显然妄想起草一份有关犹太人问题的共同条约，要求防共协定的所有签字国予以签署，从而使他们的“彻底解决”计划对各卫星国都有约束力。可是，这项计划似乎遭到了反对，因为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都不愿意对这种多边的谅解承担任何义务。因此，德国最后决定对各卫星国分别施加压力，迫使它们一个个同德国签订双边协定，允许德国人把这些国家的犹太人押送出去。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匈牙利还是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号令。为了要澄清有关“彻底解决”建议的许多问题，纳粹于1942年1月20日召开了著名的“万湖会议”。在会上，海德里希发觉不得不指出，尽管“在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这项问题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尽管“罗马尼亚也已经委派了一名主管犹太人事务的专员”，在匈牙利“却仍有必要在不久的将来迫使该国政府接受一名关于犹太人问题的顾问”。但是，事实上，正象里宾特洛甫的特使费森迈尔于1943年4月和12月两次访问布达佩斯回来后不得不汇报的那样，外交上的任何威胁都没有能促使匈牙利人改变态度，事实上匈牙利押送犹太人出境的工作直到1944年3月德国人占领该国后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