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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起义失败后的几星期里，希特勒想的只是对所有同图谋杀害他的案件有关的人进行报复，不论他们关系多么间接。正象他在1934年抓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一个小集团的反抗作为对整个运动进行一次清洗的借口那样，他在1944年11月13日向纳粹党作报告时说，他主张把这一新的“叛乱”作为“彻底检查一下整个国家机构”的时机，而“妥协与折衷办法”都将成为过去的事了。因此，象一个纳粹评论员所说的那样，1944年7月20日“将完成1933年1月30日的工作”。
在这场起义失败后，希特勒发表了广播讲话，在讲话中宣布：“为了最终创造秩序”，他已经任命希姆莱为国家军司令，并且指派古德里安接替蔡茨勒（先前接替哈尔德的那个多少庸庸碌碌、无足轻重的人）为参谋总长。这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即将对7月20日事件残存的密谋分子，以及那些看清楚这项秘密计划不会成功后企图退缩的较为软弱的分子发动强有力的搜捕的信号。在这次搜捕中，希特勒甚至要求每天向他汇报进展情况，至少有七千名反对派的成员遭到逮捕，大约有七百名军官被判处死刑并被处决。对军事领袖们的处置办法，由于剥夺了武装部队法庭的裁判权，改由人民法院审理，因而大为便利。在第一批遭到逮捕和拷问的人中有前国家军总司令弗罗姆（虽然他到1945年3月19日才被处决），他于7月20日在本德勒大街干的自相残杀的勾当并没有能把他自己同这场密谋有关的证据全部毁灭掉。西线总司令克鲁格自杀身死，总算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不过在自杀之前，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线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10月里，隆美尔同这次密谋的关系也被查明了，于是给了他一个选择：自杀或是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位元帅知道，后一种办法意味着肯定判他有罪，还要影响到家庭名誉，他因此在10月14日选择了自杀的途径。然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位卓越的军人也同密谋有牵连，那么德国军队和人民的士气都将大受打击。为了这个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鲁格下葬应不举行仪式，同时也不向其他将领宣布他同密谋分于有关。至于隆美尔，希特勒举行了一场令人作呕的国葬，希望这位元帅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会被人知道了。
当希姆莱忙于整顿军队这一任务时，在镇压柏林叛乱中立下大功的戈培尔，则奉命向国内进行新的勒索。7月25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国家最高当局的一次特别会议结束之后，这位宣传部长奉命出任“总体战动员委员会主任”，有权使“官方各项计划”符合于“总体战”的需要。特别是他将检查“包括德国铁路＇和＇邮政在内的全部国家组织”，以保证“为武装部队和军备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为了这个目的，他有权“要求国家最高当局提供情报，并……向他们发布指示”。这样，除了希特勒、希姆莱和博尔曼之外，戈培尔成了德国最有势力的人物，有权对政府所有部门和德国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达命令，规定它们在人力方面对“总体战”应作出的贡献。一个月后，他行使了这项新职权，颁布了一道命令，在德国几乎取消了各种形式的公共娱乐。所有的戏院、音乐厅和酒吧间尽数歇业。德国电台不需要的乐队一律解散。所有“小说和类似的文学作品”的出版（当然，纳粹党的“标准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内）一律暂停。日报的篇幅进一步减少（自从1942年以后，报刊已受到严格的限制）。许多教育机构，“例如家政学院和商学院”，一概停办。
1944年10月18日来比锡战役（1813年）纪念日那天，十六岁到六十岁的男子一律应召参加人民冲锋队，同军队并肩在德国本上上继续抵抗入侵的盟军（这时候，美国第一军已于9月12日越过德国边界，进入了亚琛，而在东线，俄国军队也在东普鲁士边境上作战）。虽然人民冲锋队名义上是“武装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象博尔曼承认的那样，对人民冲锋队的控制则“纯粹是党的事务”。人民冲锋队是根据希特勒10月18日的那道法令成立的，由各行政长官负责其兵员的征集工作和指挥工作。冲锋队参谋长舍普曼是人民冲锋队“步枪射击训练的督察”；希姆莱负责它的全面组织、训练和装备工作；博尔曼则是它的政治事务首长，他显然不愿意向正规的军事当局（包括凯特尔在内）提供关于人民冲锋队的任何情报。这就是说，在战争的最后六个月里，西线军事行动的指挥权几乎完全操在纳粹党的手里，因为就军队来说，希特勒本人这时已经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战细节的职责。
在1945年1月30日的广播演说中，希特勒严厉地批评了“那些不肯承认资产阶级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中产阶级笨蛋们”，从而讲出了最后失败接近时，纳粹宣传中经常讲的一套老调子。在这种宣传中，他们把垂死挣扎讲得倒象有格外深奥的革命意义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却又说成是等于叛国。党卫队在绝望的形势下没有能继续作战时，甚至他们也遭到了贬黜。希姆莱已经以国家军总司令的身分下令枪毙逃兵的家属。2月12日，凯特尔对帮助部下非法离开作战地区的军官判处死刑。戈培尔曾经劝说希特勒撕毁日内瓦公约，而跟着可能发生的枪杀战俘事件，便会阻止德国士兵向前进的盟军投降。希特勒有一时期的确有过这个念头。事实上，只是由于他的军事顾问们的坚决反对，似乎才使他没有干出这一新的疯狂行为来。
与此同时，希特勒和戈培尔用尽了人所共知的全部宣传伎俩——V…武器运动、文克将军驰援柏林的种种奇闻、希特勒亲自在分别举行和谈的问题上耍的花招、“狼人”运动，以及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阿尔卑斯要塞”周围作最后抵抗的诺言——竭力想使德国军队和人民相信，即使不能获得全面胜利，战争至少还可以打到一个相持不下的局面。最后，作为阻挡盟军前进的垂死挣扎，希特勒于1945年3月19日下令实行焦土政策。“所有军事设施、交通运输、通讯、工业和后勤设备，以及国内当前或将来可以被敌人用来继续作战的一切有内在价值的物件”全应予以破坏。甚至鲁尔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倘使在盟军进攻时无法坚守的话，也应予以毁坏。可是，这时候党内外的许多人都开始认识到，希特勒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例如，拿汉堡行政长官考夫曼来说，他就故意不理睬希特勒的命令，拒绝把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城市再加以炸毁。同样，他的亲密朋友，德国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施佩尔，则下定决心，为了战后德国人民的利益，尽力保全一切可以保全的东西。他于4月16日在汉堡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禁止继续进行破坏，并号召武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枪毙所有违背这项命令的人。党内和军内的其他人士这时也认为，除了全面投降外，并无其他切合实际的办法。因此，古德里安先在1月里后来又在3月里两次去见里宾特洛甫，要求在西线立即实现停战。这时候，希姆莱和戈林显然也深信必须采取这一步骤了（事实上，前者正在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同西方大国进行和谈），但是里宾特洛甫（象在紧要关头常有的那样）却显得没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关于希特勒独裁政权的不光彩结局，其他书刊里已经有了详细的报道，因此这里只概括地提一下。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在德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自杀之前，曾起草了一份政治遗嘱。在遗嘱中，他指定海军上将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在这以前，希特勒已经把北方的全部军权授给了他。邓尼茨将成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戈培尔将担任总理，博尔曼将担任纳粹党总裁，赛斯…英夸特则将成为外交部长（过去曾被指定为希特勒继承人的戈林，这时遭到怀疑，认为他不忠于希特勒，已经被开除出党。希姆莱也是如此，他的党卫队头子和德国警察总监的职务则由行政长官汉克继任）。当时，邓尼茨本人在荷尔施泰因，他通过两份无线电报获悉了自己新职务的消息。第一份电报授权他采取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措施。第二份电报则详细告诉了他希特勒所作出的其他任命。邓尼茨的直接反应就是：根据第一份电报采取行动而无视第二份电报。
邓尼茨的唯一想法是，在投降的细节安排好以前，为德国提供某种形式的看守政府。5月1日，在向德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