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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科泽尔特被处决了。处决他的消息由《人民观察家报》和纳粹党的其他报纸用粗体字加以报道。好几百名其他人士——有些是贵族，有些是专业人员，还有少数仅仅因为过分大胆、过于直率地评论了意大利事态最近的发展——不久也都遭到与科泽尔特同样的命运。事实上，在以后的十二个月里，德国判处死刑的有五千三百三十六人，其中因“叛国罪”而处死的不下于一千七百四十四人。
同时，希姆莱还制订了许多严厉的措施去对付纳粹党内的蜕化分子。9月间，他发布命令说，凡是不愿佩带徽章的党员，必须亲自把徽章交给行政长官，并承担全部后果。10月4日，在波森举行的一次党卫队将领集会上，希姆莱清楚地表明，他准备“毫不容情地去”执行他的新任务，他阐明他的新任务是：（1）“恢复帝国已经很受损害的权威”，（2）“分散对帝国关系不大的一切职能”，（3）要在“整个国家机构内和一切情况下”“彻底根除贪污和其他不良行为”。那些已经事实证明是“无用的人”，目前就要“清除出去”，这一条也同样适用于“党卫队内部”不能令人满意的人。三天以后，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国家长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会议上，希姆莱宣称，“德国人民中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个别不忠诚的人正被“无情地消灭掉”。可是，他所说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口是心非的，因为他本人这时正若即若离地搞着叛国的勾当。当他推行新的恐怖统治以对付所谓“失败主义者和口出怨言者”时，他却一直在同德国反对派的两名成员朗格贝恩和波皮茨接触，他知道他们都是同反对希特勒的一场密谋有关的。
意大利停战后，希特勒于1943年9月10日在他的军事司令部里发表的那篇讲话中坚称，“要想象在意大利那样＇在德国＇找到叛徒，这种希望完全是出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误解”，指望德国也会发生7月25日那样的事件，那是“幼稚的”。这多少代表了纳粹党对待反对派的态度，因为纳粹党一直在吹嘘说，他们的实力如何如何强大（诚然，就象过去吹嘘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力那样），领导人也深受这种宣传的迷惑，以致他们拒绝认真考虑有可能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运动。事实上，希特勒于1942年4月曾向墨索里尼保证，他“在德国已经不再有任何反对派了”，在一个象柏林这样的大城市里只有一个“大约二千人”的小集团反对现政府。戈培尔也倾向于轻视德国首都这些抵抗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而把他们的活动看作是“业余的”和“无害的”，虽然他知道某些知名人士（哈尔德，可能还有波皮茨）也参与其事。含有讽刺意味的是，盟国方面有些人竟然也持这种态度，他们认为，在战争年代里德国竟会有人对希特勒进行强烈的抵抗，这是难以相信的。
当然，希特勒对来自教会方面的反对并没有估计过低，他在德国保安总局内设置周密的机构来应付“政治天主教”和“政治新教”便是明证。尽管他指望往后再同教会算帐，他却感到在战争年代里要随心所欲地对付教会是力所不逮的。可是，教会反对派起先也一直默默无声，后来才真正讲话了——当时博尔曼领导的纳粹极端分子终于表明：他们决心要利用战争的种种紧急需要（例如，对医院的需要便成为接收修道院和教会的其他财产的借口）去消灭对基督教的信仰，象他们已经消灭了敌对的政党那样。的确，教会方面为了国家的团结，起初准备默默地忍受迫害。偶尔，一个宗教领袖甚至同他的迫害者站到了一起——例如，在法国沦陷后，天主教随军主教拉科斯基向德国军队发表了一封教书，赞扬希特勒，还有，福音派的总监督蒂格尔在《汉堡教会日报》上发表文章，把元首说成上帝的工具，并且说恢复德国在欧洲的权力是执行了上帝的法律。
然而1941年初，纳粹党与教会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变化，结果天主教主教们反对纳粹的声明变得越来越坦率。3月，弗赖堡大主教格勒贝尔（他是希特勒政权最大胆的批评者之一）发表了一封教书宣称，面对着当前纳粹对教会的迫害，“天主教徒不能只是逆来顺受”，他还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袖手旁观肯定是罪孽深重的”。三个月以后，在富尔达起草、并在德国所有天主教教堂中宣读的一封联合教书回顾了近几个月内教会所面临的严重障碍（征用修道院，关闭学校，压制主教教区的刊物等等），并且指出，排除这些障碍应是教会和国家之间真诚合作的必要条件。
由于这封教书是在对俄国发动进攻仅仅四天后发表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面对着布尔什维克这一共同危险时，主教们提出的和解建议（拿福音派宗教事务会议来说，它正准备打电报给希特勒向他提出保证，福音派全体教徒在这场反苏斗争中一定忠诚合作）。可是，纳粹党人对于以思想意识方面的妥协为代价去换取国家团结并不感觉兴趣。1941年6月6日，博尔曼向全体行政长官发出了一个秘密通报，强调基督教与国家社会主义是不能共存的，并且坚持“凡是会限制或者妨碍元首在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协助下所行使的对人民的领导权（Volksfuhrung）的种种势力”，例如教会，“必须全部消灭”。在这方面，对于宗教信仰无需加以区别，因为新教徒同天主教徒“一样抱着敌意”。因此，所谓“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十字军”非但没有成为宗教和平的信号，反而标志着一场全面的宗教战争的开端。以前授予天主教会的特权——例如，为波兰工人（德国统治下人数最多的非日耳曼天主教团体）举行礼拜的权利——立即被撤销，而富尔达会议主席贝尔特拉姆红衣主教为这件事一再提出的抗议，却被故意置诸不理。甚至主教们联名写给希特勒的一封抗议书——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同罗马教皇签订的宗教契约——也被置诸脑后。因此，主教们决定通过教书和讲道方式使德国人民注意他们所提出的抗议。
有一时期，主教们对纳粹的种族仇恨学说，以及故意使青年人堕落和杀害病人及精神病人的做法，一直进行尖锐的批评。现在，他们开始对纳粹党非宗教性方面的政策——象干涉法官的独立性问题和人种试验问题（例如，用“科学育人法以繁殖一国人民”的人种试验）——也进行抨击，人种试验问题在1942年的富尔达会议上受到特别强烈的谴责。他们还开始对德国在这场战争中的正义问题公开表示怀疑，指出（在1943年8月19日富尔达的联名教书中）凡是违背基督教信条的纯世俗思想，都已经暴露出来是错误的道路，已经以痛苦失望而告终，他们还谴责那些“单把自己的国家和人种奉为特殊神明”的人。最后，在1944年发表的许多篇四旬斋教书中，他们公开提出疑问：在道义上纳粹党是否有权充作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基督教文明的卫士？他们描绘了战争所带来的种种恐怖行为，认为这些全是人类激怒了上帝后的直接报应，同时对那些指望“单靠政治和经济措施去征服布尔什维主义”的人提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固有的邪恶只能用基督精神的内部力量去战胜”；他们还向德国人民发出呼吁，要他们提防那些已经使“他们的灵魂受到凌辱和兽化”，并使他们“非但没有战胜，反而”沦落“到马克思唯物主义水准”的人，不要让这些人把他们“引入歧途”。
在1939年11月那次密谋失败以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反对派蛰伏了一个时期，这时又活跃起来，尽管到这时为止他们并没有取得任何显著的成绩。因为虽然在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有人在保卢斯的帮助或默许下曾企图组织一次起义，但是直到这时所发生的两件最值得注意的反抗事件都是同反纳粹的主要团体没有关系的人搞的。一件是1939年11月9日共产党在慕尼黑市啤酒厂置放炸弹的事件，另一件是1943年2月19日汉斯·朔尔和索菲·朔尔在同一城市内散发传单的事件。还有，1943年3月13日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想炸毁希特勒座机的尝试，结果没有成功，虽然侥幸并没有被人发觉。此外，在1943年1月卡萨布兰卡会议以后，盟国坚持要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反对派意气沮丧（反对派的成员后来这样说）。反对派又分成各个小派系，这种派系反映了成员们所属的集团或阶级的职业或社会观点，或是反映了他们所赞助的主义或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