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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划已经发展到更为具体的阶段，他们已经谨慎小心地向国外去试探意见。甚至勃劳希契这时也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可是，当万事俱备的时候，突然传来消息说，墨索里尼出面调停苏台德区的危机，而希特勒又决定接受张伯伦所提出的关于召开四强会议的建议。据沙赫特说，这“完全破坏了”起义的计划，因为“外国政治家的干预”是这些密谋人士“不可能估计到的”一种情况。这样，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似乎摧毁了这次秘密计划，并使任何其他计划也毫无希望，因为既然希特勒不通过战争便达到了他的全部要求，那就很难唤起德国人民去反对他了。过了不到十二个月，贝克和他的同伴们一直想方设法避免的这场国际战火，终于爆发了。可是希特勒和将领们之间的斗争却方兴未艾，到1939年11月初，将领们又在为发动政变进行广泛的准备工作。激起这次行动的信号，是希特勒向法国发动一场冬季攻势的决议。参谋总部反对这一行动，部分因为他们对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的能力缺乏信心，部分则因为他们认识到一旦发动攻势，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就完全消失了。密谋者的力量基本上和以前相同，所不同的是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比以前更坚决地参与其事。事实上，他们两人于11月5日上午飞往西线，表面上是去作一次视察，实际上是去作好安排，如果希特勒发布命令展开进攻，西线的司令官就将拒绝把这项命令下达给他们的部属。同一天较晚的时候，勃劳希契由西线回来，向希特勒说明了他认为无法发动攻势的理由。与此同时，在措森的陆军总司令部（OKH）变得紧张起来，准备行动，而以格德勒为首的文官集团则准备掌权，甚至还拟订好德国新政府向盟国提出的和平解决的方案。万一在西部发动的政变失败了，就设法在总理府干掉希特勒。可是最后，这个秘密计划竟毫无结果，因为象往常一样，这些将领，特别是勃劳希契，经希特勒一威吓就屈服了，而希特勒偏偏又把那道关系重大的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一再推迟，没有发布。其次，那个暗杀计划也变得无法实行，因为自从11月8日一个不知名的“共产党人”企图在慕尼黑市酿酒厂炸死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之后，要想弄到必要的炸药而不引起怀疑就不可能了。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要想成功地进行抵制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事实上，有一时期元首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而在法国覆没以后，当希特勒宣布晋升许多将领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简直是亲切的。可是，1941年夏天对苏联发动的进攻却引起了新的争执，使关系又紧张起来，因为有些陆军领袖认为这次进攻既是鲁莽的，又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显然对一件事不满意：虽然在1938年2月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时期作了一些变动，陆军的作战指挥权仍旧操在总司令勃劳希契的手里，将领们对战术问题也仍旧保有重大的发言权。所以，希特勒的下一步便是拆散陆军的领导成员，使自己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成为“最高作战统帅”。1941年冬季东线出现的危机终于给了他一个盼望已久的机会。
这里无法详细讨论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在东线作战的问题上出现的许多意见分歧，尽管这些分歧终于导致了最新的这场危机。概括起来说，他们之间的基本分歧是：陆军总司令部极力试图在军事上打垮俄国人，而希特勒却追求一系列“政治”胜利。因此，当勃劳希契极力主张进攻莫斯科时（当时，苏联最精锐的部队全结集在那里），希特勒却要求首先攻占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后来当这项计划行不通时，又要求南方集团军朝着乌克兰东部的重要工业区发动进攻。只是到了后来，俄国的冬季已经迫近时（这年的冬季比往年至少早来一个月），希特勒才命令中央战线的德军朝苏联首都发动进攻。同时，他可以说是向德国人民作过保证，说东线的战事很快即将结束。1941年1月1日，在向武装部队发布节日文告时，他曾经预言，“1941年将是我国取得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的一年”。10月3日在体育馆发表的演说中，他甚至声称，布尔什维主义已经被打垮，它的最后消灭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他既然作出了这些保证，就不让最高司令部向部队发放特殊的冬装；他争辩说，由于部队只需要执行守备的任务，通常的冬季补给品就足够了。
说明希特勒的估计误差多大的那场军事灾难，意想不到地突然一下子来临了。11月底，俄国军队在各个战区成功地抵挡住了德军的推进，甚至在许多据点还进行了反攻。12月10日，他们在东线全线发动了攻势。几小时后，希特勒召开了国会，宣布进攻莫斯科的冬季战役业已结束。到12月16日，德军到处都在撤退。在莫斯科前线指挥德军的冯·包克将军已于12月12日被免职，由利斯特将军接替。勃劳希契则由于新近这几星期工作过分紧张而弄得身体虚弱，又因军事上的挫折和冬季装备的不足而受到戈培尔的责备（这是通过戈培尔搞的一次最阴险的诽谤运动来进行的），所以也恳请准予辞职。他的请求获得了批准。12月19日，希特勒亲自接过了陆军的指挥权。这一步骤，正如官方后来的通告毫不犹豫地承认的那样，乃是1938年2月元首接过国防部长以前执掌的权力后，开始加强其政治和军事领导地位的那项过程的一部分。从这时候起，就军事行动的指挥而言，这个以前的伍长的“直觉”就是法律。他以前在将领们面前有过一种自卑感。现在摆脱了这种自卑心理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政治狂热弥补起自己在军事方面所缺乏的正规训练。在接过陆军指挥权时，他曾向哈尔德说：“任何人都能够做一点领导作战的工作”，但是最高统帅所要做的真正工作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教育军队”。他认为没有一个将领能把这项工作做得使他满意，这就是何以他决定亲自接过最高指挥权的原因。在他看来，要打赢战争，没有什么比士气更重要的了，而象他在战时会议上和在公开演说中煞费苦心地时常强调的那样：旺盛的士气的实质，就是使前线的士兵彻底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
除了良好的军事训练外，我们认为思想训练十分重要（他后来对墨索里尼说），这可以用一个事实来说明：在当前战争时期，我们却继续着手来完成对武装部队灌输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作，我们要求所有的军官无条件地忠于国家社会主义。
因此，武装部队的纳粹化运动是通过两个阶段来完成的：
首先建立所谓“人民军官团”，然后又在最高统帅部内成立了一个“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部”（NationalsozialistischerFuhrungsstab），它可以同纳粹党办公厅紧密合作去“协调”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工作。作为走向建立新的人民军官团的第一步，废除了以前为军官职业所规定的教育条件，在选拔未来的军官时，又以“无条件地准备为元首、人民和祖国而战斗的意志”，代替了“家世、教育和经济地位”等条件。
与此同时，希特勒同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鸿沟不断地加深。1942年1月，希特勒授权戈培尔在武装部队与宣传部之间的联络官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有关陆军总司令部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内部的所谓“失败主义倾向”的书面报告，目的在于制订“适当措施”防止这种倾向。三个月后，希特勒于1942年4月26日向国会讲话时，含糊地把这场冬季危机诿过于陆军司令官，并且断言，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人“惶恐不安，不服从命令或者在执行任务时缺乏责任感”。后来在9月里，希特勒又一次大发雷霆，免去了哈尔德的陆军参谋总长职务，因为哈尔德显然主张放弃对列宁格勒的已经日见减弱的攻势。根据约德尔所述，希特勒的乱发脾气使元首大本营“最终成为将领们受难的场所”。在罢免哈尔德以后，希特勒便离开了由作战部和最高统帅部共同使用的军官俱乐部，同时又与卑躬屈节的作战部长约德尔争吵得很凶。根据戈培尔所述，到1943年5月，希特勒对将领们已经觉得“讨厌透顶”，以致他“简直不想同他们再打交道了”。他显然对他的宣传部长说过，他不能“再容忍看到这些将领了……。所有的将领都说谎……所有的将领都不忠诚。所有的将领都反对国家社会主义。”于是，他开始鼓励党卫队，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发展，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