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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肯定地意味着，政府由于盟国未能进行干涉，必将遭到猛烈的抨击。达拉第告诉国民议会说，法国将参加盟国的远征军，张伯伦在11日已宣布即将派远征军去芬兰，这样，达拉第就得以使这场辩论延期到芬…苏谈判见分晓后再进行。可是，在3月13日，即芬兰投降的第二天，达拉第却发现自己面临着一个以赖伐尔为首的、非难他的参议院，赖伐尔自从四年前实际上弃政从商以来，第一次预兆不祥地行动起来了。芬兰防务的土崩瓦解，再度猛烈地掀起了一场极其重要的战略上的争论，即究竟应把德国还是俄国当作主要的敌人。达拉第看到自己这时要对付的是政治花招而不是真正的舆论动向，就敏锐地坚持，一切质询，无论是芬兰问题，或是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均应在当时当地提出，不得休会，以免他的政敌借机集聚力量。随即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激进社会党几乎占绝对多数的势力，表现在参议院以二百三十六票对零票宣布信任政府对战争的总的指导原则，但同时也强烈要求它更有力地进行战争。不过，也有六十票弃权，这暗示了相当程度的无言的不信任。
国民议会的议员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参议院3月13日投票以后，总理将会着手在内阁中进行一些更动，这些更动至少足以使他不再兼挑国防部和外交部的重担，让他能腾出身来倾全力于总的政策指导。人们认为，倘若先前有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法国在芬兰的严重外交失败可能避免，而在法国这时面临的新局面中，任命一个专职的外交部长，比以往更有必要。人们可能期望的另一个变化，是任命一个情报部长：人们普遍批评检查制度在执行中的专横顽固，尤其在对待报界方面，尽管不久以前总理曾亲自过问此事，保证有政治评论的自由，但是他长期来迟迟不任命一个能由议会召去质询的部长，却进一步激怒了这些人民的代表。此外，人们还责备他在12日的国民议会会议上避而不向议员们坦白说明芬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责备他从而实际上用欺诈的手段使有关芬兰问题的辩论休会。在他们看来，他在拒绝了国民议会要求进行辩论的建议之后，却同意在参议院展开辩论，这对他们不啻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
因此，当国民议会在3月19日开会时，达拉第所面临的乃是一个愤怒的会场。经过一次连续（没有间断）将近十二个小时的秘密会议（一直开到20日凌晨），激进党的一项表示信任政府的决议以二百三十九票对一票通过，但是有三百票弃权，其中包括社会党集团、弗朗丹的所谓“中央党”（左翼共和党）的全部议员以及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的大约四分之一的议员。这一次的警告可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按照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两位议长的劝告，达拉第在当天即3月20日向共和国总统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
谁来接替达拉第当政府首脑，这一点是没有多少疑问的。保罗·雷诺在报界的朋友们一直在领导这场运动，要求以更大的“劲头”来领导战争，这批才子们好久以来一直戏称他为“太子”。雷诺同出身于外省的达拉第迥然不同，“没有什么能深深地打动他，正象没有什么能打动那些生在巴黎的人一样”。他的头脑生来就灵活，又在“工艺学校”受过严格的理性主义训练，他坚信只要具有足够的知识和精力，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或者，更确切地说，凡是能够按照逻辑解决的事，就也能够在物质和社会的领域内得到解决。他这种本质上的乐观精神，以及他爱好当众发挥其出色的雄辩口才的习惯，使他的同伴们目眩神迷，也吸引住了其他的“工艺学校的人”，但是在一些不是那么聪明机智的人看来，雷诺却只不过是镁光照明弹发出的一道寒光罢了；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人们通常对他是羡慕而不是喜欢，甚至也不是尊敬，连那些最最拥护他的人，往往也是从他同自己事业的关系来考虑怎样对待他，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或者决定法国命运的人。对于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雷诺早就在其中察觉出逻辑上的缺点，并且立刻臆测到其可悲的后果。
雷诺原先是代表他在下阿尔卑斯的故乡的议员，这时是巴黎布尔斯选区的代表。他在1935年12月底由于反对霍尔…赖伐尔计划和拥护集体安全的政策而脱离了弗朗丹的左翼共和党以后，到这时已有好些时候保持着自由身分，去潜心研究财政金融问题和在国民议会中充当戴高乐军事理论的代言人。由于这些原因，他既受到左翼，尤其是保罗·富尔领导下的和平主义派别的怀疑，又（同芒代尔一起）由于反对慕尼黑协定的立场，而受到路易·马兰的右翼共和联盟的怀疑，这种立场自然而然也引起了激进社会党及其主席达拉第的不快。在这样不利的条件下，他很可能在挑选部长人选时，单单根据他们的能力，根据他们是否已经受过考验忠于他，或者估计会忠于他，来决定取舍。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宁可沿用党派政治的惯常做法（他在这方面丝毫不内行），并且企图象达拉第在1934年那样，把内阁组成得象是议会的一个缩影。他能够组成内阁，要大大感谢莱翁·勃鲁姆的宽宏大量，后者本人虽然不愿担任职务以免激怒右翼，可是却让六个追随者参加内阁（有三人担任部长），并且答应在国民议会中给予全力支持。至于路易·马兰的共和联盟，雷诺只给了它一个海军部副部长的职位。
批评达拉第的人们先前曾要求成立一个小型的、紧密团结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通过经常举行会议，至少应能象一个工作过度的总理——他兼任两个部长，有脱离内阁和国民议会的倾向——同样迅速地作出决定。为了满足这个要求，雷诺在提出他的新班子时（他急欲尽可能讨好很多方面，把人数从十八名扩充到三十五名），宣布其中有八人将作为战时核心内阁每周开会三次，此外，各部之间的经济委员会每周开会一次。为了响应进一步的要求，应有更大的洞察力来处理外交事务，新总理决定把这个部长职位留给他自己兼任；与此同时，又说服德·蒙齐留任市政工程部长。最后，达拉第本人也未经多少劝说就留任国防部长。
人们看到，雷诺在3月22日向国民议会提出这份内阁名单时，神态紧张而不自然，一反常态，在过去，他在那里经常是骄横自负，盛气凌人的。他这时六十二岁，第一次以政府首脑的身分出现。他的简洁练达的内阁声明，能言善辩，人们注意到，这一点得力于高乃依，而不是得力于国民议会所喜欢的那种更热情、更有个人特色、更流畅奔放的文体。雷诺说，法国进行的是总体战。敌人“从苏联的背叛中得到了帮助”，正在把斗争推向一切能够料想得到的方面，在打击的同时，还伴之以可憎的恶魔般的破坏。因此，法国也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战胜就挽救了一切，而屈服就失去了一切。在结束演说时，他说，他的政府的目的，是“激励、集中、指导法国的全部精力于战争并获得胜利；镇压一切可能来自任何方面的叛国行为”。他说，法国人将由于知道有“本国和帝国的巨大资源”而获得勇气；他们将坚定地密切注意他们的“令人钦佩的盟国”；他们的思想将“念念于法国的永恒的天才”。议会很不耐烦地听取了这个声明。尽管雷诺提到“苏联的背叛”，但是他吸收社会党党员入阁一事仍然受到了右翼的指责，说他又在走回人民阵线的老路：为了报复，右翼就联合大多数激进社会党党员，指控雷诺串通勃鲁姆推翻了达拉第（顺便提一下，达拉第同意参加新内阁的事，他自己一派的人事先并不知情）。对于这种“预先制造好的危机”的说法，勃鲁姆以雄辩的言词愤怒地予以驳斥，可是他的话虽然驳倒了对方的论点，却丝毫未能使那些持有这种论点的人平息怒气。事实是，随着抗议的信件从各个选区纷至沓来——在这些信中（尤其在农村选区的来信中），激进党领袖的个人威望仍然很高——国民议会正在开始后悔它迁怒于达拉第的做法不对：事实上，对于芬兰的瓦解，法国国内当时的反应根本不象巴黎报界的夸大宣传和一些打着如意算盘的小集团曾经设想的那样混乱。事情变得很清楚，雷诺内阁只有达拉第支持，才能维持下去，但也不会维持得更久。至少，右翼人士的悔恨，流露了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愤怒心情之几乎轻浮的冲动：他们先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