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酢�5月28日，比属刚果总督发表广播讲话，申明这个殖民地和政府团结一致。
与在法国的比利时人的反应形成对照，比利时国内大多数居民的直接反应，是赞成国王而反对政府的。他们同情与他们留在一起的国王，而批评大臣们抛开了国家，并且似乎是在支持法国激烈攻击他们的国王和国家。在英国，对比利时投降的批评不象法国那么偏激。丘吉尔于5月28日在下院宣布比利时军队投降时，要求英国人民暂时不要对比利时国王的行为作出判断，尽管一个星期以后，出于同法国团结的需要，他的措词要严厉得多。
比利时政府希望并预期能与法国协力坚持同德国斗争，但是这种期望注定不久就要落空。在法国投降时弥漫于波尔多的瓦解和失望的气氛中，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以法国为榜样。这个决定受到了新任法国外交部长保罗·博杜安的影响，他在6月18日告诉皮埃洛，法国准备缔约停战，它无法在非洲继续斗争下去。他认为，英国很快就将效法法国，向德国人求和。大臣们试图同留在比利时的国王联系，目的是要派两个人回国，讨论采取何种步骤同德国展开和谈。利奥波德通过他的内阁长官弗雷德里克回答说，他身为战俘，无权过问政治。弗雷德里克还说，他个人认为，皮埃洛及其同僚们还是不回比利时为妙。比利时政府作了一切努力，要同德国政府接触，以商谈条件，都被置之不理。1940年7月20日，德国驻比利时当局颁布命令，禁止皮埃洛政府的成员回比利时。
7月，已被授与特权担任比属各殖民地行政大臣的德·弗勒肖韦尔和财政大臣居特由政府派往伦敦，就比利时的财政和殖民利益与英国政府磋商。与此同时，其余的大臣留在法国。他们既被德国政府置之不理，又受到利奥波德的冷遇，最后维希政府还在德国的压力下停止供给他们经费，他们的处境每况愈下。8月20日，在法国的比利时政府解散，皮埃洛和斯巴克离开法国前往西班牙。他们在10月得以到伦敦与德·弗勒肖韦尔和居特重聚，组成比利时流亡政府，继续与英国并肩战斗。
第五章（上篇） 法国的政治背景 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5月10日
向纳粹德国宣战的那届法国政府，是激进社会党领袖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作为一个“国防政府”向国家提出的，1939年9月3日，政府成员如下：
总理兼国防部长爱德华·达拉第
副总理兼协调部长卡米耶·肖当
外交乔治·博内
司法保罗·马尔尚多
内政亚尔培·萨罗
空军居伊·拉·尚布尔
财政保罗·雷诺
海军塞扎尔·康平希
商船路易·德·夏普德莱恩
教育让·泽
农业亨利·克耶
殖民乔治·芒代尔
抚恤奥古斯特·尚普蒂埃·德·里贝斯
商业费尔南·冈坦
交通朱尔·朱利安
卫生马克·吕卡尔
劳工夏尔·波马雷
市政工程阿纳托尔·德·蒙齐
政府成员主要来自激进社会党，该党被称为“最善于判断一般法国人将支持什么——如有必要，在壕沟里作战”。这个党代表小自耕农和城市中层社会的下层——如小自由职业者和政府雇员及大多数零售店主。在这些人中间，希望平等的心情胜过要求自由的本能，这一点经常表现为妒忌别人的地位或优点，以致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此党几乎总是自发地支持小的反对大的。
达拉第的政府必须应付这样一个国民议会，它是1936年5月在反对法西斯分子于该年2月发动巷战的怒潮中选举出来的，在全部六百十八个席位中，社会党占一百五十五席，激进社会党和激进共和党集团占一百十六席。参议院的情形恰恰相反，它是1938年在人民阵线瓦解后选出的，为达拉第提供了几乎绝对的多数。可是，不论国民议会还是参议院，都没有被要求对政府处理国事进行非常严格的监督，这是因为，当政府首脑在1938年4月提出他的国防内阁时，曾被授予特别“全权”，这种“全权”到战争爆发时已展期过两次；而1938年7月11日的“战时国家组织法”，在宣战的当天就生效，根据第三十六条规定，批准和扩大了政府首脑的管理权限。这些条文授权总理，只要他认为必要，就可单凭法令进行统治，而把议会批准的手续留到以后更方便的时候再办理。
爱德华·达拉第这个将要行使这些全权的人，他的性格并不使人担心这些权力会被滥用。这位“不得已而实行独裁的人”，其突出的品质是聪明正直，道德高尚，牢固地扎根于农民的淡泊寡欲，但受到了自我怀疑的戕害。他是普罗旺斯的一个面包师傅的儿子，当过学校校长，得过大学学位，这个学位兼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士和剑桥大学的荣誉历史学位的荣誉，他在巴黎政界混了二十年以后，仍然不脱农民本色，具有农民的质朴的性格和粗鲁的举止。他有直觉，但他只是对于辨别各种思想而不是对于如何识人有直觉；他也不乏议会中常见的那种机敏灵巧。可是，除了这些才干之外，他没有强烈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有些政论家在看到他那粗壮的脖子和强健有力的双肩时，说他是一头公牛，其实，能够恰当地象征他的，并不是公牛，而是一个把着犁在耕作，双脚沾满法国大地的泥土而步履沉重的庄稼汉。
担任副总理兼协调部长来辅佐达拉第的卡米耶·肖当，属于职业政客的类型，他的指导方针是时局需要什么政权，他就在这个政权下面混下去，并维护他在巴黎银行界和商界的许多朋友的利益。这位天生的“息事宁人者”和中庸之道者在这届内阁中的任务，就是平息批评，让他的头领腾出身来独力对付怀疑的恶魔。
在外交部，勤勉而非常干练可是生来就不爽直的律师乔治·博内，他为人颇似肖当，但是有点不象肖当那样轻快活泼；他的绥靖政策的破产是公认的，因此在宣战以后的十天之内，当总理未能说服赫里欧（国民议会的议长，激进社会党员）担任外交部长之后，自己就兼任了这个职务，此后经常每天在外交部办公四小时。博内留在内阁中，代替马尔尚多任司法部长。与此同时（9月13日），另有三起更动：里奥、德尔博斯、贝斯分别代替德·夏普德莱恩、泽、尚普蒂埃·德·里贝斯担任了商船、教育、抚恤部长。另外成立了一个军备部，由多特里主持。
尽管协调部长作了种种努力，达拉第的内阁仍然不是一支统一的队伍；在任何原则的问题或紧急的事件上（尤其在对外政策上），这个内阁往往分裂成两个相当稳定不变的阵容：雷诺（财政）、芒代尔（殖民）、萨罗（内政）、德尔博斯（教育）、康平希（海军）、拉·尚布尔（空军）、多特里（军备）认为，应把同英国密切合作坚决进行战争放在首位，其他一切考虑次之；其余的人，特别是波马雷（劳工）和德·蒙齐（市政工程），则拥护肖当的妥协方案或博内的希望，认为通过墨索里尼这个“诚实掮客”的斡旋，可把德国人收买过来。
在坚定的爱国者——后来通称主战派——中间，有两个人是突出的。雷诺这个人，我们将在谈到他于1940年3月组成的政府时较全面地加以研究；至于乔治·芒代尔这位精明强干、体力充沛、见识广博的殖民部长，只要顺便提一下就行了。他原名路易…乔治·罗特希尔德…芒代尔，在“德雷菲斯案件”中初进政界时，决定改姓他母亲的姓而不姓父亲的姓，不是没有理由的。他和克列孟梭相处多年，最初是在《震旦报》当记者的时候。后来，在内政部当过一个小差使以后，当克列孟梭在1906年组成他的第一任政府时，担任了“特别秘书处主任”。他是1917年的战时内阁的秘书，后来又成为1934年弗朗丹主管的部里的一名属员。
政府在宣战时得到了社会党和以路易·马兰为首的一部分右翼国民共和党员的支持。真正的反对势力（除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共产党以外）来自赖伐尔和他的友人，来自其他某些未参加党派，或是在性格、职业或思想上超越了党派界限的个人。赖伐尔的实际经历，以间接的方法证明了“利器得有巧匠使”这个道理作为施政方针的荒谬性，没有哪个天才的讽刺作家，能够想出一个比这件事更妙的例子。在拉·封丹的许多同胞看来，这个丑小鸭的故事中一定寓有发人深省的意义。他不知怎样长成了一个酷似秃鹫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