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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没有条款说要索取战争赔款或强行规定苏军占领芬兰领土。红军将撤离佩特萨莫地区及其蕴藏丰富的镍矿区。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有英国的利益——蒙德镍公司的开采权。另一方面，芬兰工业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木材、造纸和纸浆工业，都分布在卡累利阿地峡。因此，割让的地方估计相当于芬兰百分之十至十四的最好的土地和经济资源。此外，塞马运河在维普里的进出口这时也落入了苏联手中，因而，俄国人就控制了芬兰东部的全部水道和湖泊网。居住在割让地区的大约有五十万人，约占芬兰人口的百分之十，据说在和约缔结后就迁出了。
条约并未给予苏联权力来对芬兰内部事务施加任何影响，或干预芬兰的防务或武装力量。苏联政府在这方面的克制，推测起来大概由于苏联怕被卷入已与英法处于对抗地位的欧战。
推测莫斯科和约能否使苏芬关系有一个持久的基础，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克里姆林宫原来对芬兰的要求，就是打算加强苏联在欧洲主要冲突中的战略地位，条约的签订使它在芬兰湾以及波罗的海中心占有支配的地位。在陆地上，这项条约也为苏联西北部各口岸的防务提供了便利。
所以，从军事观点来看，苏联表示满意是有道理的。但在政治上，随着欧战的演变，莫斯科不知芬兰将起何种作用的疑虑并未消除。固然，德国严格信守与克里姆林宫协议的条件，把苏芬冲突看作只是苏联自己的事情。固然，西方企图干预这场冲突的计划已经落空，挪威和瑞典的中立暂时也制止了欧战向北蔓延。但是有迹象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依然处于盟国战略范围以内，从而也就是处于德国要对之采取反措施的范围以内。这符合苏联领导人的根深蒂固的信念：战争不可避免地要扩大。因此，他们必然担心，芬兰人对于媾和条件的怨愤，以及挪威和瑞典在整个冬季战争中如此强烈地流露出来的亲芬情绪，当西方盟国把战争扩展到北方时，可能成为极易利用的因素。莫斯科必然考虑到了这种前景，所以在和约实施以后，接下来就是防止芬兰和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结成一个哪怕是纯粹防御性的同盟。
在芬兰，刚刚经受了这场严峻的考验，战败的悲痛，对苏联未来意图的重重疑虑，交织在一起。可是，几个星期以后，原来对德国在这场冲突中所持态度的愤慨，对盟国躇踌不决和延误战机感到的失望，以及对瑞典拒不在这场斗争中发挥更积极作用激起的恼怒，统统开始被一种新的认识所取代：如果芬兰想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单枪匹马地去干。果然，和约签订之后不久，芬兰就得到了挪威和瑞典的保证，表示要重新考虑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在这变化无常的时期，一个国家要重整旗鼓，首要的关键之一就是防务问题。
因此，芬兰人虽然忙于重建家园和安置卡累利阿难民，仍然毫不迟延地开始重建国防。重整地方政权；从国外购买装备；修建了新的兵营、道路和运输线路。沿海地区，在瑞典人的指导和财政援助下，修建了新的防御工事。芬兰民族的意志没有破灭，一旦需要，芬兰人随时准备再拿起武器，为祖国的独立而战。
1940年3月14日，挪威议会深孚众望的议长查尔斯·汉布罗在议会中评论这个和约的条款时说，芬兰新的东部边界只能看作是临时的边界，必须重行调整。莫洛托夫坚决认为，汉布罗的讲话，还有“瑞典活动家”的某些声明，以及“芬兰国内也在大事渲染的东部边界问题”，都表明了拟议中的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结盟的真实目的是要对苏联进行报复。芬兰人举出的种种理由是说明：芬兰的意图是尊重其义务；这个同盟将纯粹是防御性的；如果芬兰企图报复，瑞典和挪威并不是恰当的盟友。但是所有这些理由全都不起作用。莫洛托夫依然不信。他说，芬兰与挪威、瑞典之间的“所谓防御同盟，是完全违反和约的”。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使这场争论暂时搁置，但苏联并未因此放松警戒。在这一年中，莫洛托夫曾两次重提此事。第一次在9月，他谈到他听说芬兰与瑞典已经结成秘密同盟；第二次在12月，那时苏联驻瑞典公使柯伦泰夫人向他报告说，有一项协议正在商谈中，该协议的含义是要使芬兰的对外政策听命于斯德哥尔摩。
1940年4月北欧战争的发展趋势使莫斯科解除了与西方盟国立即发生冲突的忧虑，可是也在恶化苏德关系上起了作用。早在1939年10月底，德国海军舰艇出现在芬兰湾，就使得苏联政府忧心忡忡，根据苏联的要求，柏林同意把德国从事经济战的军事行动限制在更西面的水域。这时丹麦和挪威已处于德国占领之下，因此保持瑞典领土的完整就成了苏联急切关心的事了。1940年初夏，德国在西欧节节胜利，在莫斯科看来，这是一个警告，苏联政府要不失时机地摘取苏德合作的最后一批果实，并要举国作好准备抵制德国的攻击。苏联在向德国表示祝贺，在发表公报消除疑虑的同时，把边界线迅速推向波罗的海沿岸，推向多瑙河口，而把国内的工农业置于战备体制之下。
苏联政府认识到，苏联友谊的价值，对于取得这些胜利的德国来说，已经大大下降。前途困难重重，这也反映在芬兰的局势中。有时风平浪静，如在阿兰群岛的地位问题上德国依然是俄国的忠实朋友；有时，摩擦局限在政府机构或外交往来的范围内，如在挪威峡湾建筑防御工事的问题或佩特萨莫的镍矿问题；有时，局势造成两国严重不和，如因芬德军队过境协定而产生的问题。紧张始终存在，苏德关系日趋恶化。
这一时期的苏芬关系，必须根据上述形势来估量。6月27日，即苏联政府向罗马尼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的第二天，莫洛托夫着手与巴锡基维解决阿兰群岛的问题。他断言芬兰已在阿兰群岛设防。而苏联政府认为，如在该群岛设防，必须根据一项正式协议和苏联联合进行。此外，苏联政府还要求有权掌握防务情况。莫洛托夫承认，这些要求超出了和约规定的义务。他把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希望参加开发佩特萨莫镍矿的要求与芬兰迫切需要缔结贸易协定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讨论。苏联的要求是如此坚决，致使芬兰政府在缔结正式协定以前，就开始撤走了阿兰群岛上的部队和军备。在谈判过程中，芬兰人争辩道，1921年缔结的旧公约为他们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若无各签约国的同意，不能更改。可是莫洛托夫不同意“向全欧洲遍发照会”，他要求芬兰在按照该公约采取任何措施时都要与苏联磋商。芬兰人固执地维护自己的主张。莫洛托夫恼羞成怒，称他们为无可理喻的人。他又说，至于跟德国人打交道，根据经验，“就是大事情也只要几天就能解决”。10月11日，协定签字了。它规定芬兰必须使阿兰群岛非军事化，并且将来也不再设防，不能把它供给别国军队使用。苏联驻阿兰群岛的领事馆将监督这些规定的执行情况。
这样，尽管莫斯科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问题的解决却拖延了很久。在另一个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问题上，即苏联与汉科之间的陆上交通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芬兰人依然是顽固不化的谈判者。而要在两国之间建立一般的和平友好关系，借助于这种关系，使一些悬而未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和谐地解决，这个任务甚至更难完成。事实上，苏联的外交在这方面明显地碰了壁。芬兰人对俄国意图原有的怀疑，他们反对苏联对政府的概念，以及他们由于俄国入侵和随后芬兰的败北而感到的悲痛，这些都是无法消除的。而要消除他们对苏联政府是否愿意遵守和约的疑虑，也同样办不到。莫斯科非但不对芬兰怀有这种情绪的重要人物进行安抚，反而采取一项更为简单、但从长远来看是难以收效的政策。苏联政府通过报纸和外交行动支持“芬苏和平友好协会”这样一类的“同路人”。
这一政策招致芬兰舆论更大的对抗。从苏联的观点来说，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为芬兰和德国重修旧好铺平了道路，因为芬兰人感到，自法国瓦解之后，不再有希望从英国得到支援了。这就在莫斯科的对外政策中最敏感的一点即苏德关系上产生了反响。
甚至在缔结和约时，芬兰公众对德国普遍感到十分痛心的时刻，一些有权势的芬兰人士仍然认为德国能够使芬兰与莫斯科保持均势，并继续希望德国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