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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政治家风度的行动在美国悄悄地、不被人注意地进行着，以便取得有关国际事务的更多消息，并同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友好相处，后来又重整军备，这就表明了一种潜在的严肃认真的意志。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内，还没有一个国家采取那么大量的坚持不懈的措施，来促使自己对本国边界以外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取得并保持密切和准确的了解。美国人民那时正在埋头于国际事务的研究，不只是在大学的各个系和各个专门研究机构，以及为民众提供在家讨论和听取消息的遍布于各地的组织，而且还（在1929年经济开始衰退以前）通过大规模的出国旅游，以及并非不重要的是，在国外关键地点派驻报纸和电台记者，其中包括某些才能出众者。这些记者在国内公众中拥有广泛的热心的读者和听众。
这虽不是有计划的，却是为将来可能是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作了有效的智力上的淮备，而且在美国对领土较狭小的西半球的姊妹共和国的政策上同时也采取了重要的新方针。
凡是对拉丁美洲各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主权独立的任何侵犯，美国将予以抵抗，这是美国门罗主义向欧洲各大国发出的警告。门罗主义是美国为其自身利益而采取的单方面行动，事先并没有同受惠国协商；这不是西半球各独立国家之间所作的集体安排，既非为了它们要对付欧洲大国而谋求的共同安全，也不是为了它们之间的各自安全。门罗主义于1823年12月2日在华盛顿宣布的时候，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为了有争议的领土而发生的冲突方兴未艾，而且从门罗主义宣布的那一天起直到1939年春天的一百一十六年间，这种断断续续的冲突时有发生。最近一次，却并非是一次最小的殊死斗争，是巴拉圭和玻利维亚为占有大查科而进行的1932…1935年战争，说得更确切一些，门罗主义并不保证拉美各共和国免受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1826年，墨西哥政府同居住在墨西哥得克萨斯州的脱离主义者的美国移民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这离门罗主义的宣布还不到三年。墨西哥和美国终于在1846年交战，结果是美国征服并兼并了一块地大物博的拉丁美洲领土。拉丁美洲国家自它们独立以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任何时候都还没有在它们自己之间有这么一块领土易手。门罗主义实际上确实为美国干涉开了方便之门，因为在遭受干涉的拉丁美洲国家看来，此种干涉无异于侵略。在美国，可能有人会说——在某些场合确实是这么说的——除非华盛顿政府断定有干涉的必要，以国际警察身分，为维持并恢复秩序而负起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责任，否则它就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各大国不得因维护它们自己的利益而干涉拉美国家。因此，完全以墨西哥为牺牲品的征服阶段于1846年告终之后，接着就进入了干涉阶段。其间时或遭受干涉的就不止是墨西哥了，还有不少地峡和岛屿共和国。自1893年至1927年美国对拉丁美洲邻国普遍采取的政策，被美国的评论界轻蔑地说成是“金元外交”，这也并不奇怪，因为由于美国公民的私人利益面对加勒比海国家进行政治和军事干涉的事件要比为了欧洲各国臣民的利益进行干涉的情况多得多。
美国的拉美政策的新转变始于1927年，那时及此后即开始有意放弃以干涉为后盾的金元外交，转而采取了一种新的“睦邻政策”。1939年3月15日前夕，即在1938年12月9日至27日的利马会议上，这一睦邻政策的确立、实施及其迅速取得的成功达到了高潮，这在本丛书其他各卷均有论述。政策的新转变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就使美国同拉丁美洲的关系的气温有了显著的改变，这主要应归功于美国人民及其政府。断然放弃代表美国公民在拉美国家的私人利益的武装干涉，甚至连外交压力也放弃，这就迫使美国商业的投资在某些方面不得不蒙受严重损失，未来的利润也势必蒙受令人失望的削减。拉美各国政府使美国商业利益蒙受损害的若干措施是粗暴的、专断的，而且在美国舆论看来是不公正的。尽管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能够为推行其睦邻政策而付出此项代价，没有遇到来自国内方面的重大反对。在一个惯于在华盛顿进行院外活动的商界掌握政权的国家中，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此种民族诚意的重大迹象，毫无疑问，主要应归功于拉美方面由于美国政策的新转变而作出的又迅速又热情的反应。金元外交对阿根廷的损害并不大，但它一向爱把自己看作是拉丁美洲的首要国家，所以对美国可能还是忿忿不平。在阿根廷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美国对他们的根本触犯乃是双方在力量和土地面积方面的悬殊。相形之下，阿根廷和巴拿马都成了侏儒，而北美巨人长长身影的一端则投射在拉普拉塔的河面上。然而，大多数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包括旧恨最难消除的墨西哥在内，这时全都深信，美国对它们所作的新表示是诚挚的，握住当前伸向它们的这只有力的手，对于它们自己是有好处的。
理想主义与开明的利己主义是美国推行睦邻政策的主要动力。大家都觉得一心推行强权政治是非美国式的，从扩大的视野说来，激起拉丁美洲人心底里的恶感的金元外交被认为是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的，尽管也许并没有旧政策的受害者要把憎恨转变为有效的行动的前景。在美国政策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公理上的趋向变化以后，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都已开始自觉地感到，当前自然呈现的是一种需要协调和合作的新意图。这时是在1933年，当时德国步意大利后尘，在政治上也转了向，接着是在1936年，这两个极权主义国家又通力合作结成柏林…罗马轴心，于是一个新的阴影——这一次是来自欧洲的即将到来的侵略的阴影——投射到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南美洲的土地上。自神圣同盟国家企图通过各自的武装干涉，不成熟地阴谋恢复西班牙政府对西班牙西印度群岛帝国的起义移住民的统治（当时被英国制止了，这当然使美国满意并感到欣慰）迄今，已有一百多年过去了，拉丁美洲还没有遇到过这样严重的威胁。
1939年春天，纳粹德国手里握着好几张硬牌，时机一到，就要同美国玩一场权力竞赛，以便执拉丁美洲之牛耳。
第一张牌是经济上的，德国已经在玩了。尽管加勒比海周围的热带和亚热带拉美国家的剩余产品多半正是美国所缺少的，但巴西凸出部以南的、温带和亚温带国家的剩余产品却多半只能用来补充美国国内同类产品的不足，因而在美国就找不到太大的市场。可是，这些产品在西欧的主要工业国家却有着天然的市场。英国和德国的港口离巴西和阿根廷的港口较之离美国的港口并不远；加之英国和德国的工业生产同国内食品生产不相平衡，它们只有在工业生产的制成品方面才远远超过国内的需要，而美国则不同，它的国内食品生产也同工业制成品一样，都远远多于国内市场的需求量。因此英国和德国的工业制成品就有优先的机会同南美的食品和其他农产品展开大量的交换。而由于首先有权向英国市场提供食品的是英国的各自治领——这原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后来成了1932年渥太华协定的财政条款，——因此德国在向拉丁美洲进行贸易的竞争上，就有了优先于英国和美国的内在的有利条件，姑不说它在拉美也象它在东欧那样，凭纳粹手法以易货为基础，在政府间进行双边贸易而取得直接与暂时的胜利。
但是，不论是德国的策略手段也好，或者是它没有预先承担为拉丁美洲以外的其他地方生产的食品提供市场的义务也好，都还不足以说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德国的南美贸易成功地赶上英国的原因。德国商业神通广大的一个重要的然而是完全合法的原因，是德国商人愿意在南美城市定居（而且不只是在各共和国的首府定居），娶南美女子为妻，逐步建立自己的商行，生活在他们自己所选择的国家。英国商人则相反，除极个别外，他们居住在南美不过是临时性的，有些还可能多少有点儿苛求与傲慢的行商。至少在这一方面，英国人干得不如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出色，不是没有理由的。下一节的数字表明，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结束时，德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销售量已超过英国，与此同时，它购自拉丁美洲的商品虽却比英国少。这又说明，那时在这一领域里，英国人的事业心与魄力都不如德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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