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爻ǹ竺诺木龆ā；褂校�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思想反动的中国军政派系竟愿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以换取日本的财政援助。可怕的外敌当前时的此种不团结，已在1644年证明是对中国的致命打击，在1918年又证明对中国是不幸的，在1939年将再一次危害中国的前程。在当前的情况下，问题本身将不外乎以两种疑问方式的出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不会破裂吗？国民党能否把自己队伍中的内奸的叛卖行为约束在一定限度内，使自己依然还可以维护一个有代表性的合法的全国政府的称号？
国共统一战线是在1937年内建立的，这可能是日本在那年夏季扩大作战范围的原因之一，但相反来说，日本在更大范围内的再度发动侵略，则肯定促成了中国这两派在彼此之间达成协议。统一战线是中国的政治家风度的杰出成就。它使1927年以来一直在折磨着中国的内战暂时停止，它使两个政权在军事合作的领域内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成果，过去这两个政权既要互相厮打，又要对日本作战。然而它毕竟主要是在日本军事压力下才结合起来的不稳定的联盟，因为两党对统一战线是一对各怀鬼胎的伙伴，在它们的心底深处，国民党是否真会放弃无条件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而共产党人又是否会放弃实质上的保持独立，不再继续在他们控制的中国领土以外争取追随者以加害于国民党，这都是令人怀疑的。但在1939年春季，对中国来说，国共联盟的分裂危险，不如新近成为事实的国民党知名政客汪精卫叛国投敌一事那么严重，因为他在党组织和国民政府内担任过好几种最高职位。
汪精卫的背叛，部分是由于他同蒋介石主席的个人对抗，部分则由于在主要的政策问题上意见不同，在这方面汪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党内这一派的首领。看来，汪对中国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感到绝望，他和他的追随者已认为，立即按日本人的条件向日本投降，比之把一场在他们看来结局肯定并无二致的斗争拖延下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可以少一些。他们对中日之间的民族冲突并不如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社会冲突那么重视，那个集团在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逝世以后很快就控制了国民党；他们可能又想到日本乃是国内外共产主义公认的敌人。汪精卫本人至少有勇气去干自己所深信的事情。1938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同中国媾和的条件，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从重庆取道印度支那而到达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就在那里同日本当局合作。汪在这一公然叛国行动中并未携带他从前的追随者同行，但就日本人所抱的目的而言，他可以抵得上成千上万人的号召力。一般说来，他在中国和全世界都算得上是一个相当大的人物，足以充当一名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傀儡政权的头子，以对抗在重庆的流亡政府。1939年3月，汪精卫已在同日本人谈判，要把日本人在北平和南京早已成立的那两个更不可靠的地方傀儡政权加以合并，由他担任主席。
中国人队伍中的这两条政治裂痕——一条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另一条在国民党内部——乃是一种文化危机的征兆，较之同日本的生死搏斗甚至是更重要和更关键的问题。在侵略性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中国固有的传统生活方式崩溃了，这便是中国种种苦难的根本原因。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纲领就是要填补因崩溃而产生的真空的两剂对立的灵丹妙药。
国民党在理论上的想法是一种混合的文化生活方式：中国人民还是按照儒家的道德哲学过生活，同时又要掌握并采纳当代西方自然科学，运用于各项经济活动。这是当年国民党创始人孙逸仙（1866…1925年）拟定的，后在1943年以蒋介石主席的名义刊行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又一次提出。孙逸仙象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运动的领袖一样，已经觉察到，凡是非工业化国家，如果决心要以强行军步伐迎头赶上主要工业国，那就必须要求国家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至少在这个阶段，发挥较之其他国家所发挥的大得多的积极作用，因为有些国家的工业化是自发成长的，是过去地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自然发展。孙逸仙因此主张由国家发展和控制关键性工业，并由国家监督经济领域中其他部门的私人企业。孙逸仙并不是受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鼓舞才采取这条路线，而是同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在类似的情况下在土耳其采取的路线如出一辙。
然而，孙逸仙在其最后的生涯中却确实受到俄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在俄国共产党使者鲍罗廷的怂恿下，于1924年在广州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出版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人民的三原则”）的书。该书的两个明显特点之一是有着敌视西方列强的调子，因为那时“不平等条约”仍然束缚着中国，另一特点是想在共产主义和孙逸仙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之间谋求一致。《三民主义》虽则是仓卒成书，其缺点表现在未予澄清的含糊和前后不一致之处，但它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著作中所获得并保留的地位，正如《法理概要》在查士丁尼的《罗马法典》中所获得的地位一样。它成了党的课本、信条和口号三位一体的一部教义大全。正由于此书有着难以洗涤的共产主义色彩，中国共产党人方面便抓住《三民主义》不放。1927年国共分裂以后，他们便自称是孙逸仙的这一主要著作的唯一正统的阐扬者和实践者，并谴责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所确立的原则。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于1939年10月所阐明的，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三民主义》为当前这一时期的民族解放和民主提供了眼前的最低纲领，但一待时机成熟，接着实施的便将是最高纲领，以扩大到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并通过阶级差别的消灭而彻底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响亮地宣告，他们的思想和最终目的完全是共产主义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尽管中国的革命尚未充分发展，而且他们说到做到，在他们的军队里和他们统治的平民中间有力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里，其固有文化遗产的影响如此深远，如此悠久，即便如今已濒于毁灭，但其精神力量仍未可忽视，因而中国共产党人不甘心听任国民党独此一家地标榜：它在保存国粹的最优秀部分，并兼采近代异邦的最新变革。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在一篇批判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国民党学说的文章中，认为有必要反击一种反共论调，即说中国共产党人是受了外国学说的蛊惑，他们“瞧不起自己同胞，屈从外国人”。发言人在高举党的正统共产主义旗帜之后，描述了这样一条路线：“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按照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并决定政策，然后依靠自己的人民求得解放”。发言人甚至坚称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固有革命传统的继承者，通过孙逸仙而上溯至太平天国。“反动派要取消进步传统而保存其落后部分，我们则恰恰相反。”
我们把注意力从他们的理论转向实践，便会看到这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和它们所争论的各点呈现出另一幅景象。从他们实践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具有比他们自称的更多的中国色彩，而国民党信仰孔子的迹象却并不怎样突出。
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方面致全力于两个当前目标，即对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使农民摆脱当地农村债主的束缚。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两种行动看来是真诚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这显然是他们能在自己建立其统治的乡村地区获得当地农民大力支持的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国民党对他们恐惧和怀恨的原因。至于国民党，自其创立者孙逸仙于1925年逝世后，接着到1928年间在国民党旗帜下从政治上重新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取得了世俗的成功，其代价则是国民党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俘虏。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乡村地主、城市商人以及为数虽不多而已颇有势力的中国房地产商人、银行家和工业家——这些人在半西方化的通商城市已学会了西方的买卖花招。这些善于算计的在最后时刻改变信仰的人就这样巧妙地掩盖了——却未能一举扑灭——孙逸仙本人所强烈向往的自由的理想火花。孙的理想依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