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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从法国高水平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种论点是十分费解的；但是他在这一点上的一切劝告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也是事实，即报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军预算向议会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时，曾要求大大增加空军人员。他宣称，现有的四千名军官和七万七千名士兵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在里翁审判中拉尚布尔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除了需要保留后备兵力外，战争爆发时法国第一线空军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飞行员和空勤人员。
在里翁审判中对拉尚布尔提出的起诉书控告他：第一，应对法国空军质量的低劣负一部分责任；第二，尤其是当他完全了解实际情况时，仍然同意法国参战。在这后一条罪状中谴责他在1939年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是否应履行它对波兰的承诺和是否处于能这样做的状态时，竟毫无根据地提供了过分乐观的报告。但是拉尚布尔1942年3月6日在里翁声称，他只不过是表示了，相信空军力量至少已经达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他理直气壮地完全否定了检举人关于德国空军在1939年9月有一万架现代化飞机的估计。对于检举人提出的那个法国空军的数字（即一千四百一十架，其中只有四百九十四架是现代化的），他抱怨说他们没有把很大一个数目的、据他说是留作后备力量的现代化飞机计算进去。他承认四百九十四架是确实已作好准备，可以立即参战的第一线现代化飞机的数目；但是断言，到战争爆发时，按照当时的计划应交货的一千八百七十八架飞机中，总共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架已经造好。真实的情况则似乎是，这些飞机中的大部分是不适宜于参加空中作战的，不是由于结构上的不完善，就是因为某项装备或武器有缺陷。确实，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于使用了大量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图来讲空军实力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底的。这样，飞机就可以被说成是“可用于作战”、“列入工厂产品”、“已验收”和“现已查收”——每个术语在不同主张者的口里都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拉尚布尔的确承认，“五号计划”执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而是把责任完全推到总参谋部身上。
事实上，空军总参谋部在这最后几个月的紧急关头，似乎确实沉浸于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时期对他的空军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观的维耶曼将军，当情况稍有好转时，就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极端。1939年5月当波兰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来到巴黎，试图同法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时，维耶曼竟答应，如果战争发生就让法国空军从波兰基地起飞，立即在波兰前线参战；这种轻率举动使得甘末林大为吃惊。由于甘末林的劝说，维耶曼承认，考虑到法国空军的状况，他这么说是太鲁莽了，并同意要设法把承诺的调子降低。但是只隔了一两个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维耶曼又宣称，三四个月以后，法国就可以每个月输出四十架战斗机，直到总数达到二百架时为止。他在8月26日给拉尚布尔的一封信中还说，六个月以后，假如生产能力没有因敌方的行动而减弱，苏联也没有援助轴心国，那么法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将能有效地抵抗轴心国的空军。
结果，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并没有遭到轰炸，苏联也没有供应飞机给轴心国，意大利则直到法兰西战役快结束时才参加战争，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给予空中支援。然而。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空军仍然敌不过德国的空军，而且法国显得比英国更不妙。英国空军的一部分力量必须留在国内，而派到法国去的那一部分空军，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确，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维耶曼和空军部长（现在是洛朗…艾纳克）却显露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与不久前的那种自满情绪是很不相称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战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把整个前线移入比利时境内，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时人时，据甘末林说，维耶曼和洛朗…艾纳克两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去迎战强敌的。看来，那些负责法国飞机生产工作的人，说得轻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一点，他们现在也在开始明白过来了。
在慕尼黑危机以前，英法两国空军都已抛弃了它们早先信奉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方式这一信条，而开始以牺牲轰炸机为代价，集中力最建立一支强大的战斗机防御力量。不幸的是，这场危机使得两国不得不中途改变方针。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轰炸机已经陈旧，它们的现代化战斗机也差不多没有一种是数量充分的。
在法国，1938年1月科特和拉尚布尔两人的交接换班的一个公认的特征是政策随之而发生了变更。在英国，始终没有承认过政策有变动，但是到了这年年底，这种改变已经明显得再也无法加以否认了。11月10日，金斯利·伍德爵士在下院就一项新的空军计划发表声明如下：
我们的重整军备基本上是防御性的，我建议把加强我们的战斗机力量放在最优先的地位，这种力量是用来对付空中入侵的轰炸机的。……为此，我们的第一线力量将有一个大幅度的稳步增长，其总数大约比现在已批准的计划再增加百分之三十。……按照这项新的建议，现已定购和将要定购的战斗机数量，将达到五千至六千架。
唯恐有人会对这一重要声明提出批评，空军大臣接着又马上担保说，“我们也建议增加我们反攻力量的后备队伍，这是任何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相信鲍德温…杜赫理论（轰炸机总是能长驱直入）的人，立即大叫大喊起来。他们坚持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首先，用以遏制敌人空中攻击力量的扩张，其次，作为一支制止战争的威慑力量，用以支持政府的外交活动。
由于继续有人批评他的11月的建议，金斯利·伍德爵士最后在1939年2月6日就政府的空军政策又发表了一个明确的声明。他强调指出，政府正在建立一支平衡的空军，那种关于它正在退回到单纯空中防御战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反击仍然是、而且必须仍然是它的空中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拒绝接受在战斗机与轰炸机力量之间有着一种理想的或固定的比率的见解。所需战斗机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它们必须保卫的地区的大小和地形，以及必须对付的进攻的规模大小。这些因素都不是固定的或永久不变的；必须经常不断地重新审察形势。他说他不同意轰炸机是无法防御的说法；但是进攻要取得成功，就必须从有一个可靠的基地开始。
除了“轰炸机还是战斗机”的争论之外，同时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战斗机”。必须要有战斗机并不是仅仅为了防御本土。轰炸机的航程和速度在迅速增加，这就要求建造远程的战斗机，一方面为了护卫轰炸机作远距离的袭击，另一方面用以追击偷袭本土的敌方轰炸机。单引擎的截击战斗机，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是为了对付敌方轰炸机而设计的，在它们能够接近目标以前，可能要在相当高的天空飞行。因此，截击机必须具有非常高的爬升速度，但这反过来又限制了它能够携带的燃料和弹药的重量。相反，比较大的多引擎战斗机是用来作远距离追击的，就不需要这种高速爬升能力，因而能够装载更多的燃料和弹药。的确，由于近年来轰炸机的速度增加得很快，已超过了截击机爬升速度的提高，许多空军专家开始怀疑截击机的寿命是否已经屈指可数了。事实上，尽管英国这类截击机的产量已有很大增加，但也只有一部分英国战斗机中队装备了象“飓风式”和“喷火式”这样的最新型截击机。其他战斗机中队则在最近装备了远程的双引擎飞机。
在1939年3月9日的一次关于空军预算的辩论中，休·西利爵士问空军大臣：英国战斗机的发展方针是不是应该以生产装备有比较重型的机关炮的双座战斗机为主，而不要再生产装备有八挺小口径机枪的单座战斗机。金斯利·伍德爵士回答说，有一种双座战斗机即将投产，另一种也已经设计好。至于机关炮，他说，它们已经以相当大的规模在生产了；使现有各种型号的战斗机也都能携带它们的可能性，“正在积极考虑之中”。同时，他宣称，空军部“对于我们现在的多机枪式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