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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9年春天，日本人已经成功地占领了华东的主要人口中心和交通线，南面已达中国内陆中心而为长江与汉水汇合之处的武汉三镇（汉口、武昌和汉阳）。武汉三镇是在1938年10月25…26日陷落的。由海路派遣的另一支日本远征军于同年10月21日占领广州，而在此时已颇为广阔的军事行动区的相对一端，日本人的魔爪早在1937午已向西北伸进了山西，并由此而进入了内蒙古西部。
在日本人自己看来，他们迄今取得的成就也许并无理由庆幸。他们占领的地方纵然已延伸得那么遥远，但也不过形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网络，在他们的战线后方，还有大片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孤立的领土。日本人实际占领的地区只占中国总面积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国民政府则于1937年12月就已经从南京撤迟到汉口，1938年秋天又一次逃避入侵者，作了第二次撤退，这一次跑得更远．到了长江上游的重庆。这个新的中国临时首都位于长江三峡之西，处在祟山峻岭环护的四川大盆地中。四川是中国的一个省，居民五千万，要是在欧洲规模的角逐场上，它是颇有资格进入强国之列的。假如日本人决心要到这个西部堡垒中去追索中国国民政府，或是要深入到长江流域和中国南部沿海之间的那一大片山区，他们就得穿越比中国当时拥有的已是十分稀少的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到达的终点更远的地区，就得在不通车辆的险恶小径上前进。
但是在中国人方面所面临的前景，却是暗淡的和险恶的。可以说他们是孤立无援地在同敌人搏斗，而敌人作战的工业和技术装备又都是西方现代式的，比中国的优越得不可比拟，所以当冲突开始时他们所拥有的若干铁路、工厂和具有现代设备的港口此刻都丧失给了这个敌人。诚然，他们还留有空间可以换取时间。中国还没有全部落到入侵者手中，还不象十三世纪蒙古人和十七世纪满人的征服中国那样。但是从长远看，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的威胁却比过去历次被征服加在一起更为可怕。
满人象早先一批又一批的许多入侵的蛮人一样，在他们入关以前就已经半汉化了，而且远在公元1911年平淡无奇地逊位以前，他们实际上已被完全同化了。至于蒙古人，在所有入侵中国的蛮人中，独有他们不受同化。他们虽然颇有远见地从西部国土上选拔了一批穆斯林和基督教部队与行政官吏来增援他们单薄的人力，但他们的征服至多也没有超过八十七年，便被干净彻底地逐出了中国。就实现迄今尚未完成的征服中国这一伟业而论，要不受上述的任何一种惩罚，即既不要被很快地同化，也不要被很快地逐出，那么日本人所处的地位比较他们的任何先驱者都好。在国民意志和团结方面，日本人至少比得上蒙古人，在对中国人的相对人数而言，他们的人数也远不象蒙古人或满人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这一点区别甚至可能起决定性作用。在1939年，中国和日本（不包括朝鲜）单纯在人口数字上的差异，可能至多是四或五与一之比而有利于中国，但中国在人数上仍然占有的优势却被日本所享有的技术优势抵销了（即便不能说是超越了中国的人数优势），这应归功于早在中国之先，日本就开始刻苦钻研以掌握西方的工业生产和机械化战争的技术了。
因此，日本人如果在尚未占领的华西和华南能成功地控制哪怕是少数几个关键的据点，他们才会有希望迫使中国人处于永远屈从于他们的地位，因为这样方能阻止中国人进一步掌握西方的技术，使他们只能按有利于日本的路线或由日本指定的方式进行。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人就成功地使用这种方法把朝鲜人变成了为日本人劈柴挑水的苦工；尽管朝鲜是一个较弱较小的国家，日本人可能还想把自己在朝鲜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的范围内重演一次。
中国在此岌岌可危的处境中，还发现自己没有盟国，因为危及它生存的日本威胁到来时正值它处在两个世界之间，而它又成为其中最不幸的。
中国在自己的历史上曾经自成为一个世界，其邻邦都是顺从的纳贡国和驯服的夷族，谁也不敢同它争锋，但自英国的武器突然一下子结束了这一页历史以来，迄1939年为止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1839…1842年中英战争以后，中国从长期的政治隔离状态中被拖了出来，并被迫进入了其触须遍及全球各地的西方社会的国际角逐场。中国已不再是运转自如的宇宙之毂了，它这时发现自己是在一批民族国家的落后群中，相互的关系是“以实玛利”式的，在这种陌生而又乱糟糟的生存竞争中，它也就逃不了一般弱者和无经验者通常会遇到的那种痛苦命运了。
在西方历史的较早篇章中，一个处于象中国那种地位的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避免其没有国防的危险；这多少是由于在政治和军事上力量较强的国家自发进行着势力的平衡。十九世纪中，土耳其帝国就曾靠着更强国家的武力所起的此种作用才得避免被瓜分，凭它自己的行动是怎样也抵抗不住人家的。当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在国际事务日程表上的下一件大事一时看来似乎是要瓜分中国了，而强国的均势确实又在这次拯救了中国，使它在政治上免于被消灭。俄国、德国和法国在1894年曾通力合作去阻止日本摘取中日之战的胜利果实，英国在1898年则制止了俄国加害于中国的蚕食，因为俄国要向中国租借一块在威海卫的海军基地，该处正面对当时俄国才获得的旅顺港。中国就这样渡过了一场危机，其代价却是听凭当时强国之中的保护者和进犯者各自在自己的广大国土上啃去一块。按照1904…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由美国斡旋而达成的和平解决协议，除俄国和日本的铁路沿线地区以外，管理满洲的权力已归还给中国。但在1914年打开的国际史的新篇章中，中国再也得不到它前此二十年从势力均衡中所得到的那种即使是最低限度的保护了。
欧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舞台，美国和欧洲国家都全神贯注于大战，这就给日本一个加害于中国的新的侵略机会。贝尔福和休斯的灵巧的外交手腕也没有能在1921…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把日本抓住时机所攫取的成果全部榨尽。此后，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内，也曾想以国际联盟的组织形式，在法律上取代势力均衡，但当日本于1931年再度进攻中国时，终于证实这一企图既未能保护中国，也无法为它蒙受的损害提供补偿。于是，时至1937年，当时日本的侵略范围已从满洲扩大到整个中国，它有着比七年前强硬得多的理由想放手大干一场了。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之所以自信的一个理由，即日本在1930…1933年击败了国联其他成员因而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第二个理由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终于在德国上台了，这就把英国、法国和苏联的注意力再从远东转向了欧洲。第三个理由是美国的公众感情对美国的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后悔不已，此种情绪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是相当普遍的。这对日本说来乃是天赐良机，因为只要这种情绪长此存在，就有希望约束强大的美国，使它不采取援华反日的有效行动，而这个强国又正是中国的朋友，而且，这时并没有因卷入欧洲的任何纠纷而动弹不得。
在此种国际形势下，就得看中国是否能够争取到时间来拯救它自己，看来即便赢得时间，也不能指望它会有任何盟友了。如果让中国和日本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去一决雌雄，那么两者之中又是谁能坚持得更久呢？在这个问题上，决定因素或许在于中国保持统一战线的成败。中国上一回的屈服于入侵者，征服者之所以取胜，可能一半是由于中国敌手的威力，一半是由于中国人自己的分裂。十七世纪时，一次汉人反抗明王朝的起义给满人提供了第一次可乘之机，而给满人提供第二次决定性机会的，则是一位驻守战略要地的中国将军不愿归顺北京的汉人篡位者而作出了为满人入关敞开大门的决定。还有，在1917…1918年，正当西方国家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至少有一个地位不稳定而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