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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时间的推移，它所表现的精神便激进起来了。欧洲人和荷裔欧亚混血儿（荷裔欧亚混血儿于1914年成立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中的激进分子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中给了它以巨大影响。自欧洲归国的印度尼西亚学生组织的那些“读书会”也不断地对民族主义运动施加愈来愈大的影响。
“国民议会”只要一开会，就成了慷慨陈词、大肆抨击政府的讲坛。有一个时期形成了一个激进派集团，其中不仅包括“伊斯兰教联盟”、“至善社”和“英素琳特党”（一个欧亚混血儿组成的政党），还有“东印度社会民主党”。在1920…1927年间，共产主义开始对民族主义运动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共产党人并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来暴动，但被轻易地镇压下去了。正如阿姆里·范登博施所说的：“既然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对立面，那么对发生的事情所作的最好解释也许是，各自为着自己的目的，不是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便是民族主义利用共产主义。”对共产党人暴动的镇压终止了民族主义运动寻求和希望外国援助的意图。
在欧战爆发的几年，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极为错综复杂。具有不同目的和方法的民族主义政党纷纷成立，并于1928年组成一个联盟。由于其成员在追求的目标方面存在着某些根本性分歧，该联盟的活动并不协调一致。印度的民族主义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影响颇大，印尼民族主义运动采纳了印度的“国产”方案来加强经济战线，“国产”也就是在国内制造迄今一直是输入的商品。1936年，民族主义者成功地使“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荷兰政府召开帝国会议，以便起草一项给印度尼西亚以在荷兰帝国范围内自治的计划。
荷兰人对印尼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祖国俱乐部”成立于1929年，旨在维护欧洲居民的利益并保证帝国不受侵害。但当荷兰国家社会主义党领袖米塞于1935年来到荷后印度的时候，支持者却寥寥无几，这个运动到1937年就在世界的这一地区消失了。与此同时，荷兰居民中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便自己组织起来，对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者的目标持同情态度。此时另一个由欧洲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共同成立的团体则鼓吹联邦结构，认为这是促使帝国各部分相互团结的最佳方法。当时在印度尼西亚人自己中间的一些保守团体，都主张加强各土邦苏丹的权力，有一个运动则主张摩鹿加群岛在荷兰政治结构内实行自治。
1939年春天，命中注定要在1942…1945年战后获得巨大声望的三位民族主义领袖还都在拘禁中。苏加诺（生于1901年）于1933年被捕，原来拘禁在弗洛勒斯，1937年被转移到苏门答腊的明古鲁。沙利尔（生于1909年）和穆罕默德·哈达被拘禁在西里伯斯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斑达奈拉岛。
在1929年至1939年这十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欧亚混血儿日益倾向于印度尼西亚。他们大约有二十万人，私营商店的店员和政府办公室的低级职员被认为是他们的世袭职位。这些印（尼）欧人没有土地权，备受社会地位低下之苦，所以日益倾向于同情民族主义者。其他混血儿也是这样，尤其是印（尼）华人和印（尼）阿（拉伯）人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兴起的工会运动已经迅速壮大起来，不用说，它是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共产党人和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为争夺工会运动的控制权斗争了好多年，但政府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终期对骚乱的镇压，实际上使共产主义不再成为一支公开力量了。
除了民族主义运动外，荷属印度政府所面临的主要国内问题，就是华人间题，而这个问题又涉及到国际方面。散居在东印度群岛的华人计有一百二十五万。这些华人和在其他地方的华人一样，是这个国家里的经纪人以及锡矿和橡胶园的劳工。随着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国民党政权的建立，中国政府对他们的海外侨胞愈来愈积极地关心，而且不分“新客”（即来自中国的移民）和“侨生”＇即印（尼）华人＇，都一视同仁，根据中国的子女国籍取决于父母国籍的原则，他们统统都是中国公民。这种情况本身就已经是够麻烦的了，但1937年中日战事的再度爆发，又带来了新的困难。中国政府立即号召海外华侨提供财政援助。荷属印度政府虽然允许推销和认购中国公债，但不准采取群众行动或宣传。华人则进行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
至于同日本的关系，日本在贸易萧条时期对荷属印度的商业渗透已成现实，当时日元的贬值和荷兰人的继续依附于金弗罗林均有助于日本的商业渗透。1933年，日本在荷属印度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巳达百分之三十二，而日本购买的荷属印度产品只占其总额的百分之五。于是政府采取行动，强制规定限额，这才为荷兰和其他西方国家挽回了不少市场。然而对那些只买得起日本廉价商品的本地人来说，当然是不会没有损失的。
荷兰人对日本驶入荷属印度各岛之间的海域进行贸易的商船日益增多，也很担忧。为讨论这一问题，原定于1935年在神户召开航运会议，由于日本坚持以日语为会议官方语言而破裂，致使荷兰同日本之间产生了摩擦。不过翌年还是达成了一项两国间划分航运业务的协议。
1939年前的两三年，即1937年3月，在日本众议院发生了一件在荷日关系上突出的事件，当时民政党的樱井兵五郎说，荷属新几内亚是不发达地区，他问日本政府可否考虑同荷兰政府展开谈判，以便取得该领土的永久租借权，作为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手段。日本首相林铣十郎将军回答说，此事将予以审慎考虑，但又接着说，日本对荷属印度没有领土野心。1937年，日本外务省的吉田丹一郎访问了荷属印度，显然是想消除荷兰人的恐惧，他们担心1936年的日德反共公约有着将荷属印度划分为其势力范围的秘密条款。
到那时为止，日本的“南进政策”还只是传说，但日本于1939年4月1日对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占领就突然使这一政策具有现实性了。此举使日本更靠近荷属印度，并降低了香港和印度支那法国海军基地的价值。美国不久前又决定了以1946年为菲律宾的独立时期，这也使荷兰人感到关切。
尽管已有种种不祥的征兆，荷兰政府在1939年还是没有准备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来保护荷兰的领土。荷兰曾于1935年强烈支持对意大利的制裁，但制裁失败后，它便退回到奉行自已的严格孤立和中立的老政策。1939年夏天将在新加坡举行的法英防务会议，虽然把荷属印度的安全列为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荷兰首相却认为，最好还是向公众和世界作出保证，荷兰将不派代表出席会议，因为那是不符合荷兰的绝对中立和孤立的政策的。
总之，荷属印度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内是有种种理由为其未来担忧的。国土处于完全孤立状态，就现代军备而论，又是毫无防卫。一旦发生战争，政府也丝毫没有把握能指望印度尼西亚人会在荷兰领导下团结起来反抗入侵者以保卫他们的国家。
1934年3月24日美国国会通过的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菲律宾应于据新宪法组成的政府任职期满十年后的7月4日获得独立。因此，来自群岛各地的二百多名菲律宾人民代表于1934年7月在马尼拉集会制订了一部宪法，经美国总统于1935年3月24日批准，并由菲律宾人民于1935年5月14日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于是1935年11月15日成立了菲律宾联邦，参议员奎松任第一任总统，前美国总督则改任高级专员。
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规定对菲律宾输往美国的出口品实行渐进课税制，联邦成立后的最初五年内按美国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五课税，嗣后每年递增百分之五，至标准税率的百分之二十五为止。与此同时，美国移民法适用于菲律宾人，在取得独立以前每年限额为五十名，独立以后对亚洲人的排外条款亦适用于对菲律宾人，一如运用于对其他禁移区的居民。
1934年的法案通过以后，关于独立的日期应当提前抑或推迟，立刻就有许多争论，但最后罗斯福总统于1938年11月28日批准了菲律宾事务筹备委员会（由菲律宾人和美国人各半组成）的报告，确定1946年7月4日为菲律宾独立日期，并订出了对菲律宾经济优惠制的条款，使优惠制可以继续实行到1961年为止。不妨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