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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图内尔后来报告说，“在3月的下半月中曾有过两次自由市的体制似乎陷入危险之中”。第一次，威胁似乎是来自第三帝国：12…13日国际联盟驻但泽高级专员卡尔·伯克哈特从日内瓦去但泽的途中在柏林下了车，并从那里的德国朋友处接到警告，要他“在自由市只停留极短的时间以免使自己陷入极其严重的烦扰”。不仅如此，法国领事自己还听说从2月底起每天有德国军火从埃尔平运往但泽的警察营房，和东普鲁士的德国军官于3月13…14日沿着埃尔平…但泽公路和“可能的战场”一带进行侦察。不过，波兰的部队和战争物资在17日到25日期间也已运到领土的边界。据德拉图内尔的估计，到了25日这个时候，“不管第三帝国是把行动推迟得太久了，还是它只是想在得到华沙的同意后才行动，从今以后德国军队要不战而进入但泽是不可能的了。”
第二次，是因但泽国社党徒们的活动而引起了人们的不安：
后来（德拉图内尔继续说）当地的民兵们被这种毫无效果的等待激怒了，就决定组织一次起事。预定于3月29日正午发动起事。在前一晚举行了一次演习……冲锋队和党卫队表演了占领各公共建筑物。他们希望给第三帝国和波兰以一个既成事实。并宣布，在没有发生任何事件的情况下，同德国合并。
可是，起事被但泽参议院议长格赖泽尔挫败了，他明白这将促使境外的波兰军队立即开入，就于28日飞往柏林并说服那里的纳粹总部发出命令绝对禁止任何煽动；他的干预（法国领事补充说）由于当地党的头目、激进分子福斯特尔这时正在医院养病而得到了便利。3月29日，格赖泽尔、伯特歇尔（但泽参议院外事局负责人）和国务秘书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魏茨泽克让这两个但泽人了解了里宾特洛甫同利普斯基谈话的最新情况。在回答他们问的“将来但泽应采取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时，他向他们作了如下的指示：
据我的意见，但泽在处理但泽…波兰问题（例如学生的冲突）时没有理由要对波兰政府表示一种特别迁就的态度，但是……在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如何通过但泽去激怒波兰是不合适的。我想现在可以对波兰实行一种消磨政策，以便使波兰政府更加倾向于我们为某些德波问题所制订的解决办法，其中也包括但泽问题。但泽应继续象过去几星期和几个月那样地行动。
在波兰，那时候，在3月的最后几天，人们预料战争可能随时爆发。到30日，在柏林的大多数大使馆官员和波兰侨民已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遣送回国，领事们“据说已接到命令把档案中的机密文件烧毁”。华沙天天有表示全国团结一致的活动场面：30日总统莫希齐茨基接见各反对党领导人，作出忠诚合作以抵抗侵略的保证，但拒绝在国外避难的政治家们申请回国；新防空公债的认购书在4月5日正式开始前好多天就已大量涌至；报纸则大声鼓吹挑战和全国准备战斗到底。所以，当3月30日驻华沙的英国大使代表他的政府询问，波兰政府是否“反对英国政府保证对明显地威胁波兰独立的任何行动进行抗击，而且这种行动波兰政府也因此认为用它的全国力量来予以抵抗是极端重要的”，贝克会答复说波兰政府完全接受英国的建议，那就一点也不值得惊奇了。
贝克采取这一步骤，对希特勒想保持“一种还过得去的关系”的希望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并且使他在解决他的优先问题方面更接近了一步。然而，总理4月1日（张伯伦于下议院宣布给予波兰临时性的和单方面的保证的第二天）在威廉港发表的演说竟完全没有提到波兰，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实际上，演说既包含他的第一次对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一事所作的公开辩解，也包括他对西方国家3月18日以来所搞的“包围”进行的第一次针对个人的反击。演说几乎是完全针对英国的；（他说）自从1918年以来英国不错过任何机会来包围、掠夺和反对德国——甚至毁灭捷克斯洛伐克也被不公平地解释为是由于它被利用来作为“对德进攻的工具”。至于将来，德国人——希特勒宣称——没有进攻别国人民的任何打算。不过，如果英国和法国盼望今天的德国会对那些依附他人的小国家不加过问，而这些小国的唯一职能却是被人利用来反对德国，这样直到有一天这项职能变成行动，那它们就是把今天的德国错当成战前的德国了。那个宣称他自己准备为这些大国从火中取栗的人必须等着他的手指头被烧坏。
在恫吓地提到了1935年的英德海军条约并声称他打算继续进行武装之后，总理终于停止了不断的攻击英国，只是又转向攻击俄国。他拿“最自然的政治工具”轴心国同“对方组织起来的那些缺乏任何共同性的个体的临时联合”相比较，他嘲笑在“民主主义的英国和斯大林的布尔什维主义俄国之间”可以有任何真正的利益一致的想法。他热烈祝贺西班牙获得斗争的胜利——这一成就他认为是一个迹象，表明“这个世界最后将能保护自己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在以后的几天中，正当希特勒在波罗的海上巡视并视察赫尔戈兰的防御工事，和贝克正在去伦敦的途中时，德国报纸也在忙着解释和评述威廉港的演说，继续抓住英国包围这一主要题目，并且作为对照，仍把法国，甚至（暂时地）把波兰，撇在一旁不去碰它。但是，尽管希特勒公开表演的激怒万分是假装得如何巧妙逼真，私下里官方对英国的给予波兰保证的反应却并不过分地悲观。3月30日毛奇从华沙报告了那一天霍华德·肯纳德爵士向他讲过的话，大意是说“照他的看法，波兰人必定会考虑到但泽的德国特性，并且迟早要得出结论。当然为此造好波兰的舆论是必要的，这一点政府迄今为止是忽略了，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只要沙文主义的浪潮一旦……平静下去。”这种说法，毛奇后来于4月4日的另一件电报中写道，“也许能证明下面这一假定是正确的，即由于对边界作出了保证，伦敦正朝着解决最重要的德波分歧这一目标努力。”不管魏茨泽克是否也抱着同样的希望，在4月3日的通函中他指示各驻外使团对张伯伦3月31日的声明应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时的语调是冷淡的。他强调它的临时性，并把它归因于“英国政府需要让全世界和国内舆论看到……由外交部在3月18日开始的辛勤外交活动的一次最初成果”。他补充说（这一段话虽然最后从草稿中删去了，但看来仍然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没有理由要对英国的行动采取任何种类的最后态度”；与此同时，德国的外交代表们必须“表现出一副沉着而完全冷淡的态度”，“特别是……无论如何不要去讨论德波关系的目前状况”。毛奇于5日也接到指示，不要“对德国的建议和波兰的反建议作任何进一步的具体讨论。我们必须防止波兰把球扔回给我们，以致使我们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似乎是让波兰的一项建议受到了冷遇。”
最后，国务秘书于6日午后召见了利普斯基。魏茨泽克还没有看到张伯伦那一天要在下院发表的声明的全文，声明将宣布波兰同英国的相互保证。可是利普斯基主动介绍了贝克在伦敦的谈话内容并概述了谈话所依据的一般原则。特别强调，波兰人既不会签署任何违背1934年的波德声明的文件，也不会“参加任何集团”，只是“在某种重新保证的基础上”进行直接的协商。魏茨泽克听了这些话后“只笑了一笑”，在讲了他要利普斯基来听的话之后——这些话即希特勒的提议不会再重复提出，波兰已能作为讨论的基础——表示，“如果报上的关于贝克谈话的报道是确实的话”，那么他不知道“波兰的态度如何仍能同1934年协定的精神相一致”。对利普斯基的以下这样一些声明，魏茨泽克听后也很不以为然：现有的波法条约已被认为是同1934年声明相一致的；波兰军队的集结是在德国采取军事措施后方进行的，是因为德国的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完全是背着我们搞的”，是因为德国采取了设立一个斯洛伐克保护国的办法和向立陶宛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他写道，“总之，我傲慢而又冷淡地用恰当的论据驳斥了利普斯基的陈述，于是我们就分手了。”
当其时，德国军队最高统帅部已经制订了征服波兰的简略计划大纲。前面曾提到过，希特勒在3月25日已告诉勃劳希契，波兰问题的解决“现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