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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1年10月，约有一万九千人在英国部队中服役，其中五千多名在国外作战。志愿入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1942年11月25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作为恢复代议制政体的第一步，正在采取步骤准备在塞浦路斯进行市政选举。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通常简称为AKEL）也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始建党，但没有获准在1942年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12月，受政府雇用在首都（尼科西亚）从事国防和其他劳动伪工人，为争取提高工资，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罢工。因为，尽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补助，力图控制物资供应和物价，同投机活动和黑市进行斗争，但生活费用指数还是上涨到了二百四十163六（1939年8月为一百）。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作和大量的军事开支，就业机会是不缺乏的，终于使得农民摆脱了身上的债务负担。牵涉到1942年12月的罢工事件，七个工会人员因威胁一个“工贼”的生命安全而被关进了监狱。
1943年3月21日，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意诺西斯分子，通过市政选举当选为首都的市长。与此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候选人在法马古斯塔和利马索尔等港口也取得了胜利。利马索尔的新市长普卢蒂斯·塞尔瓦斯，以前当过印刷工人，1929年致1934年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后来又被希腊驱逐出境。紧接着就有人出来抗议生活费用的高涨。同劳动人民进步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则进行威胁，要在1943年8月27日举行为期一天的总罢工，但由于官方警告说举行这种罢工便是违法，结果算是取消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宣布于10月25日举行的一次全日总罢工却在若干城市地区取得了一些成功；在利马索尔，有两名曾经在过去被判处阴谋妨害治安罪的市政参议员以及另外三个人都被判处监禁，而其他三十人（其中包括塞尔瓦斯），由于未得官方允许就组织游行，违反了1932年的立法，因而被处罚款：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塞浦路斯政府邀请工会为所有的负责处理生活费用的谘询委员会提供自己的代表。但是，工会以及由劳动人民进步党掌权的利马索尔和法马古斯塔市政机关却都声明，除非政府事先同意采纳这些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否则拒绝进行合作。英国殖民大臣不肯接受这种办法，其理由是：“这样就会明显地同政府对社会所应负的责任有所抵触。”这两个市政机构还拒绝对一个控制销售易腐产品的方案予以合作，论据是民选机构理应享有更大的控制权力；而这些产品的生产者是支持这个方案的。
1944年3月1日，一千八百名政府雇用的、主要在军事工程方面工作的工人和技工们，为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但在官方保证对他们本满的原因进行调查后，就在25日复了工。与此同时，在一家利马索尔的工厂举行罢工时，手榴弹扔到了好几个人的家里：在4月初，政府就准备召集一定数量的特别巡曾来协助正规警察维持秩序，然而特别巡警中的工会会员们却提出要求，认为特别巡警的人选应平均地来自各个不同的政党。当这些要求遭到拒绝后，便报之以旷工。
同时，中产阶级政党中的意诺西斯分子也并不是保持缄默或无所作为的（例如，他们对1943年3月31日上院辩论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批评就曾大加
谴责）。而当1944年7月21日政府宣布殖民部常务次官科斯莫·帕金森爵士即将访问塞浦路斯时，塞浦路斯独立教会的代理大主教就试图说服民族党（中产阶级的意诺西斯分子们）、农民和有组织的工人，要他们对于准备向帕金森递交的一份联合备忘录表示同意。帕金森刚到，他就接到了各政治组织打来的种种电报，要求在希腊解放后和它合并，要求立即废除所有“苛刻的”法律和政令，并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
8月19日，约有七十五个人，其中包括利马索尔市长塞尔瓦斯和工会领导人安德烈亚斯·齐阿尔蒂德斯，因分别在拉尔纳卡和尼科西亚未经批准即举行游行示威，而被处以罚款或具结保释。在22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帕金森告诉希腊文报纸的编辑们说：他并未受权以任何方式讨论塞浦路斯和英帝国分离的问题。于是，劳动人民进步党、工会委员会和店主联合会立即宣布在28日举行总罢工一天，作为“表达人民的民族感情的日子”，并通知帕金森说：“他在塞浦路斯逗留期间，如果废除政府所施行的苛刻的法令的话。他们就愿意会见他。”
尽管如此，他还是在9月3日就离开了。没有同劳动人民进步党和工会代表见面。
12月，当英国在希腊的驻军为阻止共产党企图暴动而进行干涉时，塞尔瓦斯致电《工人日报》表示抗议，谴责英“帝国主义”的宣言也在尼科西亚贴了出来。以后文禁止了劳动人民进步党所掌权的两个市政机关向希腊救济基金分别捐送五百英镑的行动，因为市政机关法规定市政收入只能专用在市政的开支上，虽然英国当局承认，过去允许市政委员会为慈善事业作过几笔小的捐赠，无意之中也是违反过这个规定的。与此同时，希腊左右两翼的冲突，又使塞浦路斯中产阶级意诺西斯分子和劳动人民进步觉之向潜在的矛盾公开化了。1945年3月25日在庆祝希腊独立日时（政府批准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所有申请），在莱夫料尼料村，左右两翼政党间爆发了一场争吵。
它们中的一个（显然是劳动人民进步党）事先未作过申请，也没有获准，就举行了一次游行。根据一个官方文件的说法：一位塞浦路斯警官，由于害怕在各党派之间发生更严重的冲突，对游行队伍进行了干涉，并曾多次要求解散队伍。然而示威者却没有这样做，于是警官就叫来了两名塞浦路斯巡警，三人一同开了枪，造成的后果是：一个男人和一个男孩被打死，还有十四人受伤。政府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在事件发生和调查委员会第一次开会之间的三天内，对刊登报道和评论都有所限制（因为流传着对伤亡数字大肆夸张的种种说法），虽然当时已加说明，一俟审讯开始，限制就会撤销。
然而报纸的编辑们和印刷工人工会和卖报人工会还是一致决定不出版3月28日的报纸，以示抗议。在大不列颠，工党议员们（其中包括未来的殖民大臣阿瑟·克里奇·琼斯）都以激烈的言词批评了这次警察行动。而4月27日的《曼彻斯特卫报》的社论则宣称：“塞浦路斯政府为一个已经绝望地动不动就抱怨英国统治的民族提供了新的火上加油的资料。”
第二节 工党政府和立宪主义，1945—1948 年
本章引用过的英国费边社的那本研究性著作《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出版于1945年10月，也差不多是大不列颠经过普选由工党上台执政的时候。因此，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喉舌在此期间对塞浦路斯所采取的路线，也就颇有历史意义。
［这本著作的结论这样说〕如果低估当前为争取脱离英国而同希腊合并所掀起的骚动，那就非常愚蠢了。塞浦路斯境内的希腊民族主义情绪的力量，乃是当前形势中一个十分现实的因素。这个问题是个感情问题。对一个塞浦路斯人指出，留在帝国内他会得到多大的好处，这种劝说是毫无用处的。他大可以发问说，有什么根据来相信那个历史上有案可稽一向忽视塞浦路斯的英国，将来会变得好一些呢？即使可能在理智上说服了他，一旦他和他的同胞们聚集在一起，理智上的同意就会被感情上的冲动所淹没。
不过，感情固然不能忽视，完全屈服于它却也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办法。
向骚乱屈服和立即批准自治政府，会加强某种反社会的影响和反动的利益。
这也会延缓地方政府的发展，减弱政治责任感，并且最终会损害一般老百姓的真正的社会和经济利益。由于塞浦路斯不能自给自足，它不得不依靠一个大国以取得保护和安全，因此，尽管存在着猜疑，经济恢复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最大可能性仍是在于和英国的联盟。英国现在已在积极推行经济、政治和教育发展的计划，并且已经认真地在其他领土上奉行一种进步的殖民政策方针。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报道说，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劝告，新的英国政府在9月份本已“接近于”把塞浦路斯割让给希腊，但是“出于战略上的理由和害怕一个雅典的左翼政府，便改变了他们的主意”。不管怎样，10月10日，殖民大臣乔治。霍尔明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