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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
1948年5月英埃委员会所达成的关于苏丹问题的协议草案，已被埃及参议院否决，而巴勒斯坦第一次停战协定实施后，英国对阿拉伯国家的军火供应也已停止，所以埃及同英国和解的好处也就不大了。埃及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之间的倾轧过去一直听任其发展下去、严重地干扰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战争。这不但是由于阿卜杜拉想建立上个大叙利亚国家的野心，而且也是由于埃及为了反对英国的盟友阿卜杜拉，所以就对英国的死对头——耶路撒冷的穆夫提有所偏袒。
当胜利的以色列人跨进了埃及疆界而英国政府终于采取了行动以制止其进攻的时候，埃及政府（一星期前努克拉希首相为极端分子所谋杀，由于这个政治事件，政府已经陷于混乱之中，这也是真的）宁肯同以色列人谈判停战，也不肯援引英一埃条约要求运河区英国驻军的支持。因为停战可以说是被阿拉伯盟国抛弃的埃及所采取的自由行动，而英国驻车和条约却是埃及还没有取得完全独立的可憎的象征。然而，对以战争的结束，使埃及政府能够现实地处理某些实际问题。公共工程部在埃及和英国科学家的合作下完成了全部尼罗河盆地的测量工作，并于1948年公布了它的报告。
在关于下一步灌溉工程的建议中间，占首位的是在乌干达瀑布（这里往南几英里就是尼罗河的发源地维多利亚湖）建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1949年5月宣布的埃及和英国政府的协议，估计开始时期工程的费用是分别由埃及出四百五十万英镑和乌干达出七百五十万英镑。这个设想不过是设想不过是更大的计划的一个部分，而该计划的完成则估计需要二十五年。按照该计划，维多利亚湖和阿伯特瑚都要变成水库，并且还要绕过水库修建一条横穿苏丹南部苏德沼泽地带的运河，以便使流入尼罗河下游的水量不仅在旱季雨季而且在丰年和歉年都能长期保持平衡。
这个时期另一个成就是1949年3月7日埃及政府和苏伊士运河公司所缔结的一项新协定。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由于面临破产，不得不把他的百分之四十四的股票于1875年出售给英国政府，而破产了的埃及政府，把拖了下来。当1951年7月整个问题又回到财政委员会财，原材料的世界价格上涨，使这项士程的费用从最初估计的一千零五十万埃镑提高到二千四百六十万埃镑；事实上工程完成得很少。它每年的运河公司纯利的百分之十五所有权，于1880年也转让给法另地产信贷银行，这时候，埃及原来在运河上的财政利益已经没有什么了。但是根据1937年8月缔结的一项协定，运河公司让埃及在其董事会的三十二位成员中拥有两个席位，给埃及每年三十万埃镑的运河使用费，以及在运河区接纳埃及人就业——其比例到1958年的时候应达到百分之三十三。1947年7月的埃及公司法，要求设在埃及的公司以及外国公司在埃及的支店或代理机构，在三年内必须把它们百分之四十的董事名额分配给埃及人，而其雇佣的办事人员和技术人员必须有百分之七十是埃及人，其雇拥的劳工也必须有百分之九十是埃及人。
运河公司则争辩说，由于其国际责任，该公司法不应适有于运河公司。但是，埃及政府坚持其论点。公司不得不考虑到二十年后，即到1968年的时候，运河租赁期满，就要由埃及收回。运河公司因而就同意了下述办法：在董事会中现有的两上法国的出缺席位转到埃及名下，埃及还将拿到下一个英国的出缺席位和今后十五年中再出缺的两个席位，总共占到七个席位；埃及每年所得的运河使用费折合为每年毛利的百分之七，其数额不少于三十五万埃镑；公司雇佣的埃及人的人数比例应逐渐增加，以不妨害运河上作的有效进行为度；在运河的一个新支流上所雇佣的劳动力的百分之九十五应是埃及人；埃及将从三百吨以下船只免费通行的特权中得到好处。批准这个协定伪法案在参议院遭到反对党华夫脱党人的攻击，但它还是以六十一票对四十票通过了。
但是，英埃关于保卫埃及这个基本问题却不是那么容易就解决了。埃及政府从其武装力量被以色列打败中吸取的教训是；军费应大大增加，为数将达到下年度一亿九千三百万英镑总预算中的五千二百万英镑。众议院议长（一个知名的萨德党人，因此可以设想是代表政府意见的）宣称，埃及军队证明他们能够弥朴英国军队撇离埃及后留下的任何真空状态。“由于埃及的提议“，1949年3月访问埃及的大英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斯利姆爵士）和其后也访问了埃及的威廉·斯特朗爵士（外交事务常务次官）都重申了英国主张缔结联防公约的论点。在1949年夏秋两季的专门性讨论中，英国为埃及拟订了一项防空计划，在战争爆发时英国为埃及提供二十个空军中队的力量，以及相应的机场和通讯装备、雷达、一个空中监视团的兵力、高射炮和民间防空设施等。虽然英国设想这个计划应当放在英埃联合的基础之上，但是埃及政府”对其要承担义务一节却撰乏足够的支持”。在专门性的讨论中，埃及政府的发言人坚持其论点，说现在驻在埃及的五个英国战斗机中队在目前和平时期应撤到塞浦路斯、马耳他、昔兰尼加、约旦、伊拉克的英国基地上去，并应由英国装备埃及的空军来代替这部分力量。根据宪法，埃及有必要在1950年1月或1月之前举行普选，所以英国可能希望这次选举会产生（用贝文在1947年的话）“一个更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埃及政府”；同这样一个政府打交道就可以使谈判“避免成为埃及党争的对象”，不会象华未脱党是在野党时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这次普选的结果是华夫贼党重新执政，这使英埃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坎坷不平的经历将在1951年的《国际事务概览》中加以讨论。
第三章 英国—伊拉克关系
1941年10月，在伊拉克短命的反英起义失败四个月以后，努里·赛义德。伊拉克政治家中间对英伊联盟最热烈的支持者，接任首相。直到1944年6月初他表面上由于健康的原因辞职前，他一直保持着首相这个职位而未中断过（虽然内阁成员有过几次更动）。在这个对伊拉克说来算是特别长的任职期间（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涯，特别从1933年起，是变化多端的），他曾与英国大使基纳汉·康沃利斯爵士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这个人作为英国在伊拉克的顾问已有长期的经验。主要的几个问题是：维持重要的补给；试图在战时困难中将通货膨胀控制在过得去的限度内；以及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当中的部族暴动问题。当时由于伊拉克和英国的安全机关的通力合作、时时警惕的新闻检查以及英国地面武装部队从1941年起即驻扎在那里，城镇中的政治狂热被控制在谨慎的限度以内。继承努里的新政府，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44年9月10日），遵循一年之前埃及华夫脱政府所树立的例子。在这个行动的一个星期以前，一张新的日报——《人民报》——在色格达开始出版。
9 月15 日，该报倡议建立一个政党以便为实现伊拉克民族的目标而工作，［它说］因为，如果不是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话，即使盟国以最好的意图作了宣言和诺言，将依然只是纸面上舱诺言。一个月以后，在庆祝俄国革命的周年时，新闻检查便明显地放松了，《人民报》在一篇五栏的文章中宣布：这个革命已为阿拉伯人创造了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若干有力的盟国；如果因为他们的国家弱小，便以为他们必须投靠这一个主人而不投靠另一个主人，这种看法就是错误的了；他们唯一的目标应是把他们自己从所有的主人手下拯救出来；他们并不需要模仿十月革命，而只是要研究这个革命，以便在他们自己的民族斗争中从俄国人民的经验里吸取教益。《联系》月刊赞扬苏联已经放弃了它从沙皇继承下来的在邻国的特权（特别是在波斯），并对在时拉伯人中忘经形成的对苏联的错误看法表示遗憾，（它说），这种看法多半是由于来自英美方面的混淆视听的消息。对于反对政府的众议员们的演说，则给予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广泛的宣传：例如，马哈茂德拉米兹在1945年1月的一个声明，号召取消任何形式的外国控制，在声明中他提众议院，他是要求修改还有十年有效期的1930年英一伊条约的许多人之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