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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王国这两派人的互相责难无疑都是颇欠公正的。实际上是可悲地重复玩弄着英国的典型把戏：未必就是家丑，却当众宣扬；实非断了翅膀的公鸡，却耷拉着翅膀示弱。在1939年，就象在1914年“克拉事件”的时候一样，不凑巧和出乎意外的、然而是必然的结果，诱使固执刚愎又贪得无厌的愚蠢的德国人相信——而且是基于这一信念启衅的——英国公鸡不想打仗。保守党人不是赞成搞军备吗？其条件是决不使用这些军备；而干涉主义者不是赞成使用军备吗？其条件却是决不提供军备。同室操戈、自行分裂到如此荒谬地步，还能设想有侥幸图存的机会么？当然，德国人一生犯下两次同样的错误是无可宽恕的，但在他们的无理申辩中有一点却是最动听的，那便是说英国人擅长害人艺术。他们是以假象骗人上当的老手。
在希特勒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前夕，苏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主要之处在于：苏俄领袖们确信这事必然会发生。而且他们还认定，这一依然未经宣布的行动终将只是一系列侵略行动之一而已。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侵略者尚未出现，那也有制造一个的必要。这就是说，苏联政府自从在战争中上台以来，就一直在期待着战争，并准备着战争。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加深和扩大，所需要的只是给头号侵略者安上一个名字罢了。这也是早就安好了的。为首的侵略者是德国。不过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里面有一点还不清楚，那就是英法会不会直接或间接支持德国，或是一旦在德国进攻苏联本土时，是否还能利用英法来帮忙推迟一下这个不祥日子的到来。
几乎可以肯定，苏联政府在希特勒调动他的作战部队行将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时所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断定英法政府究竟是对制止纳粹德国较感兴趣，还是摧毁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较感兴趣，因为后来的事态表明，苏联领导人甚至在那时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作出集体意见。斯大林本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非比寻常地肯把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在内。他很可能曾经认为仍然有希望把英法拴住，以便至少可以把希特勒的速度放慢。斯大林的地位看来虽然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种唯我独尊的独裁还有所距离，但他的发言在独裁的集体中是最有力量的。此种独裁集体颇为独特，是苏俄对行政实践的一种特殊贡献。
1939年3月，对英法的最终意图捉摸不定的，决非只有俄国人；德国人对此也同样摸不清楚。事实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新近的行动（特别是签订慕尼黑协定，没有知照主要有关方面之一的苏联），即便是从不抱偏见的观察家看来，对它们的真正动机也颇费猜详。人们满有理由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对于挫败希特勒的眼前目标并不是那么感兴趣的，他们感兴趣的倒是以牺牲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同希特勒达成某种工作协议——不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也是为了将苏联排除在欧洲俱乐部之外。不用多大的想象力便能把这一假定再推进一步，并得出这样的结论：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可能在一场业经策划的德国对俄国的攻击中至少保证中立，而作为报答，希特勒将不染指西欧。俄国人可不是无偏见的观察家：即便西方大国没有表现出尊重纳粹德国的迹象在尊重布尔什维克俄国之上，苏联领导人——在他们自己运用马克思辩证法的自我教育下，并死抱住经由列宁传授的马克思道德观的偏见——也会十分相信西方有这种倾向。然而西方大国却表现了不少此种迹象；的确，它们的行为，尤其是英国的行为，自1917年以来就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的教条式猜疑没有错，那就是推翻共产主义，因而也就是推翻共产主义的俄国，长期来这一直是西方大国一心想干的一件主要事情，而且将来也永远是这样。德国人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猜疑，便竭力加以利用。
从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希特勒总比斯大林较能博得一个英国政府的欢心吧？尤其是张伯伦政府。看来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问一下，倒并非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要把1939年3月那些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从空间上和时间上作一如实的透视。这里先不谈作为俄国人居住地的苏俄，在1939年那时内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有益地提醒自己，从外部看来它是个什么样子。由于苏联在三年后抗击共同敌人的战斗中英勇卓绝，西方早先对苏俄的看法先是模糊了，然后便遗忘了——忘记得如此一干二净，以致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同西方各优良贤明政府的民主观念直接相反的面貌暴露无疑的时候，以及在重新制订的苏联对外政策被看出其动机是无比自私、其方式方法又赤裸裸地蛮不讲理的时候，这些现象却都被当作新发现而愕然凝视。
事实上，这不过是再一次发现罢了。西欧各国的人民和政府在1949年须得再一次认识的关于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某些事情。其实在1939年都是知道的。比方说，他们在1939年就知道，这个政权是部分地建立在此种或彼种奴役制基础之上的；他们又知道，在这块辽阔的苏联国土上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仅仅不久前这种不满就受到一场恐怖的惩罚，毁灭了无数的最能干的军人和官员；他们也知道，苏联政府作为一个共产党政府，它要向各地资产阶级社会宣战；他们虽然也许怀疑斯大林政权实际上是否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又知道这个政权仍然是以马克思历史观为指导的，他们得考虑它的行动，其中就包括保持并鼓励共产国际。这些都是当时在道义、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事实，在张伯伦看来，这些事实使苏联作为一个未来的盟邦是不受欢迎的、不可靠的、可能还是背信弃义的。希特勒当然也知道这些事实：他特别注意使用奴役制于国内这一事实；其他事实则为他处理清算欧洲问题提供了条件。
当然，张伯伦政府的态度并不象上面所说的那么鲜明和清楚。上述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们只是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凶暴的革命者，就抓住这些事实，燃起了一股不合理的深恶痛恨的怒火。张伯伦政府从来也没有反躬自问，当代俄国的各种邪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西方国家的过去行为，而一项比较和解的政策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动摇克里姆林宫的教条式的猜疑。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从知道。但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英国保守党领袖们在一个不会卷入任何风险的时代，从来没有试图通过实验去寻求这些答案，这也许是他们最大的渎职。事实就是那样，他们不但没有尝试恢复友好关系的实践；他们的许多行动而且还确实是冒犯了俄国的新政权。即使英国的干涉以及其后的对苏冷落和联合抵制不曾引起苏联对英国的敌视，那末在俄国人看来，这些至少证实了他们的敌视是合情合理的。加之，无可否认的是，苏联政府是在一大片废墟的国土上艰苦地进行复兴和工业化工作的，他们的极度紧张由于缺乏同英国和西方的正常经济关系而又增加百倍。来自此种极度紧张的就是各种恐怖——突然袭击式的农民集体化、同“异端分子”的残酷斗争、大清洗，以及同这一切密切有关的强制劳动的推行。如果需要，最后所确认的信条，也来自此种极度紧张，即共产主义的俄国同其余的世界是根本敌对的。
前面已经说过，确实无法断定的是：如果西方大国把苏俄革命年代的过火行为忘却，无保留地将它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对待，斯大林的统治究竟会温和多少。无法说：不断地向它表示和好是否会使俄国的领袖们违背他们自己的学说而相信他们已毋须害怕再有来自西方的干涉。无法说：如果英法按照一项为期颇短的政策行事，认真对待李维诺夫提出的集体安全方案，世界的命运是否会是另一个样子，俄国是否会相信确实可以建立正常的国际关系。其所以无从说起，乃是因为这一切都从未有人尝试过。不管是好是坏，却从来没有给俄国一个机会，让它抛弃教条主义的镣铐；相反，它倒是比以前被铐得更紧了。西方大国所干的每一件事——以慕尼黑协定为尤甚——都向俄国人证实了他们对前途所作的最悲观的预言。
因此，在1938年，苏联领导人就相当肯定地认为张伯伦会和希特勒缔结某种条约；那年秋天张伯伦果真这样干了，这就生动地证实了俄国领导人的预见，他们就更加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