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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些是最坏的事例，在别的世纪或其他大陆上，可能不会显得如此可怕。有人记述一个农民大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话：“我所要的东西终于都弄到手了，只差在牛棚里铺上地毯，给猪仔拴上珍珠项链。”有人直率地说，如果消费品的生产不能增加，英占区内的每个男子要等六年才能做一套衣服，每个妇女要等四年才能添一件上衣，这种讲法可能有点荒谬。
但事实上这样言过其词，才能施加压力，好采取纠正措施。谈到在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一地，1946 年11 月间就有七十五万个儿童没有鞋穿，这种说法倒丝毫不错。在连续两个冬季无法向各家各户供煤的时候，市政当局在各处成立公共取暖室，这种事情倒不是仅仅发生在情况最坏的地方。
1946 年8 月《英占区评论》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要确知汉堡饥饿浮肿的人数是困难的，但据统计约有一万人。德国人可能感到非常难受，也可能主要是自作自受，然而他们确实有许多理由感到难受。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占领区内产生了一场社会革命，虽不是预先计划好的，也可能不那么持久，但就其确实存在而言，则并不亚于俄国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有些人，如农场主，敲诈勒索者和那些具有为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贤历的人，都平步青云，蒸蒸日上。工程师、歌剧演员和旅馆老板，有点儿象是二十世纪的贵族老爷，不管政局发生什么变化，肯定为人所需要。另外一些人则一落千丈，每况愈下，特别是那些年老有病者、靠积蓄过活者和职业军人。后者突然发现他们拿枪杆子的职业遭到咒骂，本人毫无前途。和这批人处于同样境遇的，还有数以百万计的逃亡避难者，他们属于各种阶级，具有不同背景，突然间被连根拔起，投进了全然陌生、格格不入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人在经历着沧桑。十二年的纳粹宣传已经教会了德国人不以表面价值对待所见所闻，即使他们知道某些盟国人士在对他们讲真话，但也很少认为那是百分之百的真实情况。一周的报纸几分钟内便可浏览完毕，电台节目有限，新书难以到手。1946 年4 月之前不可能与外界通信，这以后也仅限于互通短札。到1946 年底才能从国外向德国邮寄书报。饥肠辘辘，无所事事，忧煎内腑。德国人对什么事都爱打听，听了马上就向左邻右舍传播。
正如精神病患者常生幻觉一样，德国人处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中很容易听信谣言。五花八门的谣言辗转相传。由于明显的理由，谣言中特别吸引人的主题是粮食、燃料和盟国间的争吵。谣传在雅尔塔订过一项秘密协定，要让德国人挨饿三年，过集中营式的生活，这可能只是对事实的加油添酱。人们可能听到这类的传闻，说一些拖网渔船在吕贝克被炸毁，使之不能捕鱼。人们116 也可能了解到，英国眷属接来德国晚于美国眷属，德国人从这一事实推断出英国在考虑进攻俄国。一种更为荒谬的捏造是说英国正把一切可以搞到手的粮食储存在本土，以防备另一次战争。最大胆的捏造是说黄油正从石勒苏益格运往英国。当英方当局予以驳斥时，谣言又起，还添枝加叶，说什么德国印刷工人接到了印上“英国黄油”字样的包装纸的订货单，因而使盗窃行为查不出来了。看来这的确是有意造谣。运用蛊惑性的口头宣传是众所周知的纳粹伎俩。但真正具有重大关系的倒是德国人处于这样的思想状态，就是对所见所闻很容易从坏的方面去理解。他们如此轻信，对谣言就不善于处理，特别是在难以提供肯定性的反驳证据的时候。把一些政治家和新闻记者请到码头去看起卸英国和美国运来的粮食，这种做法起了点作用，但尽管作了相当大的努力，一般的德国人还是无从了解国外提供的官方和私人援助的全部真相。企图通过大力辟谣把谣言扑灭于萌芽状态，十分可能促使谣言扩散，因为人们也可能说，“既然他们不厌其烦地辟谣，这个谣言准有点真实性。”在评价占领政策的时候，太容易飞短流长，讲起来好象当局是在对付通情达理的人民。任何这种臆断之谈比通常的谣言更没有道理。
在这以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四个国家的人民住在第五国人民根生土长的国度里并图通力合作的局面。虽然落后民族往往遭受外国统治，但这样的先例却绝无仪有，即几个文明的工业国竟然接管另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对傀儡政权发号施令）。1945—1947 年的德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异乎寻常的。不论在哪里，突出的景象是盟国官兵成群，他们征用最好的住房，优先使用各种交通工具，试图引进他们熟悉的方式，想从混乱中建立秩序，想保证执行如何处理德国人的协定，想减轻痛苦，想尽量利用他们的机会——或者只是想在他们能够回国前在这里舒舒服服地过日子。德国人则站在对立的一面，他们茫然若失，好奇多事，怀疑不信，谨慎地检验新的思想，暗下决心尽量不让别人摆布，默默地坚信那些教训他们的117 人不久就会灰心丧气互相争吵。双方面面相觑，各各怀着多种多样的渴望——值得赞美的、现实主义的、自私的或邪恶的渴望。逐渐在混乱之中开始出现一种明显的新的划分，出现种种导致另一类冲突的内在因素，出现东西方之间的挑战。
第八章 难民问题
在我们转而考虑占领政策的各个方面之前，最好先谈一谈盟国和德国人不得不对付的最大问题之一，即难民问题。这些不幸的人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五大类：
（1 ）在战争期间，许多城市居民奉政府之命或出于自愿，疏散到德国和奥地利的农村地区。据说到战争结束时，其人数已达一千万。有些人在轰炸一停止便又返回城市了，但有些房屋被毁者则仍留居农村。这些人并未增加德国的人口，却增加了农村与未遭破坏地区的住房压力。当然，有许多疏散者的老家已为占领区边界所阻隔，由于明文禁止占领区之间的往来迁徙，他们只好悄悄地往回搬。对这一类情况作了特殊的安排，1946 年10 月估计有五十五万七千人从西方国家占领区迁至俄国占领区，有一百九十万人从俄国占领区迁至西方国家占领区。
（2 ）在欧洲胜利日，德国有六百万外籍工人，到7 月份西方国家占领区内外籍工人的数字已减至二百五十万人。大部分收容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管辖的流亡难民营里。他们主要是波兰人、波罗的海国家人和俄国人，还有一柴南斯拉夫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害怕重回故土，担心遣返后可能遭到不良待遇（由于这个原因，如果类似的问题在俄古区内发生，可能立即就被处理掉了）。10 月份，英美当局开始遣返五十多万波兰人。对个别人并不强迫他们违愿离开，但也不鼓励他们留居。对其他国家的人也采取同样措施，到12月1 日，只剩下九十万人，某中四十万人在美占区。留下来的人大多数是在英占区，到1946 年6 月还有三十五万人。俄国人提出波罗118 的海国家人和乌克兰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予强制遣返，理由是他们都是苏联公民，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其他非德国难民从更远的东方源源不断地大批涌入西德。直到1947 年4 月，为了想堵住这股人流，才不许新来者前往集中点。
这时西方国家占领区共有六十四万九千名难民。后来采取官方的和不完全是官方的移民方法，逐步组织这批人迁居到英国、西欧、巴勒斯坦、南北美洲以及其他地方，但在本书所叙述的时朗内这项工作尚难收效。而且走的人总是年纪较轻，能力较强，身分较高，留下的则都是年老、多病、丧失能力和不守法纪的人。他们感到前途茫茫，不免干出许多伤风败俗的事情。他们的口粮定量比德国人的定量高，因此要额外进口供应品来养活这批多余的人。由于反正有救济当局来养活，他们根本就不打算工作。这些人是德国经济上的一个负担，而且不断引起麻烦。
（3 ）在战斗结束前，有一批住在德国东部各省或东欧非日耳曼国家中的德国人在俄国军队来到前就逃跑了。据说在美军开到时，美占区内已经逃来了一百五十万人。这些人中如果有谁溜回老家去取遗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去看一看那边在新情况下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几乎肯定会再折回西方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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