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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人则担心法国同瓦隆地区合并会造成外交上的复杂情况，同时还考虑到法国是一个高度集中化的国家，不可能给瓦隆尼亚发挥其独立性留有适当的余地。
大战前，佛兰芒势力的兴起和瓦隆亲法势力的下降，使生性倾向于亲佛兰芒和反法的国王利奥波德三世得以重新奉行过去的中立政策，抛弃同法国的同盟，并培育同德国的良好关系。在1940年投降后的最初一段时期内。比利时国内对英法很有一些不满情绪，有些方面的人士认为，英法抵御不住德国人的进攻是“出卖”了比利时。然而，随着战争进程的推移，这种态度有了转变；解放后，皮埃洛和他的外交部长斯巴克都一再重申（用后者的来说）：“英国的友谊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同时他们坚持认为法国必须恢复其作为一个大国和强大邻邦的地位。
关于1944年11月英国人帮助政府平息骚乱的行动的失实报道，使公众的亲英情绪有所冷却，而比利时的左派则想方设法助长了这一趋势。共产党和社会党人中的一个重要派别想要使比利时的战后外交政策有一个主要“面向大陆”的方针，并同苏联和法国发展密切关系（这些人士认为法国是“够格的朋友”，因为它已急忙地同苏联结了盟）。法国自己这时正在公开地向比利时求爱，希望在它对德国提出的要求方面以及在它想建立一个区域性的欧洲国家共同体的计划方面得到比利时的支持。对这样的政策，佛兰芒人自然是不会赞成的，因为他们不仅憎恨共产主义和苏联，而且对法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一向抱有怀疑。
这里正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教在加重国家分裂方面所起的作用。苏联和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是公认的无神论的鼓吹者；可是法国，虽然极大多数居民是天主教徒，却是自由思想家和伏尔泰精神的老家，而这些东西以及它们的影响，在虔诚的佛兰芒天主教徒看来，正是法兰西文化的标志，也许表现在比利时法语地区的甚至比表现在法国本身的更多。所以并不奇怪，对比利时天主教党（一个基本上是保守的政党）的支持极大部分来自这个国家的佛兰芒族居民，而自由党和社会党则往往发现它们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瓦隆族居民。然而，这样的笼统概括是需要小心地加上一些限制条件的。例如，人所共知，比利时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人数远远超过投票赞成比利时天主教党的选民人数。这同荷兰的情况从来就不相类似，在荷兰，天主教政党在国会中几乎正好反映着该国天主教徒人数方面的力量。在比利时，选票总数中天主教党能控制的也许有三分之一，而依据最稳健的估计，该国人口有三分之二是信奉天主教的。该党的支持者极大多数是佛兰芒人，但即使在佛兰德，也有许多天主教徒支持自由党和社会党，这一比重在瓦隆尼亚还要高些。另一方面，天主教党也有一些支持者并不是实际信奉天主教的教徒，但他们赞同该党的保守纲领。
（二）政治上的分野
比利时各主要政党在种族和宗教方面的面貌，比它们的纯粹政治方面的属性更具有重要意义，它们的政治属性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战争和被占领状态结束时，在比利时如同在法国一样，人们有着一种看法，认为现存的各政党只不过代表选民的投票习惯而已，同较为深刻的民意动向很少有什么关系。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这些政党以及它们的政纲为什么都如此不能适应呢，如果不简单地回顾一下它们各自的历史是无法解释的。在比利时独立后的最初五十年间，只有天主教党和自由党两个政党，当时政治斗争的主题是教会对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自由党人主张建立一个以法国革命的理想为准绳的世俗国家。在这段时期（也正是法语和瓦隆族影响上升的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自由党掌握着议会的多数，统治着国家。接着有一段时期，两党的地位颠倒了过来。从1884年到1914年，天主教党单独执政；而且，虽然互争高下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对地位并没有立即随着颠倒过来，佛兰芒人却得以在这一比较有利的气氛下大力推进其争取平等地位的要求，最后并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社会党（比利时工人党，建立于1885年）则在使自己巩固起来，成为一个由政治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合成的强有力的联盟，而自由党想恢复其多数党地位的一切希望则愈来愈化为泡影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不久的一次宪法修改，实行了男性公民的普遍选举权，比利时的政治生活由此转入了新的一章。结果是，天主教党和社会党成了几乎相等的两支力量，而自由党则被远远抛在后面，而且，由于没有一个党拥有明显的多数，比利时进入了一个联合政府的时期。有时三个政党联合执政，但更为经常的是——特别是当社会、经济问题惹人注意时——天主教党和自由党联合执政，共同对付在野的社会党。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内，三党在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面通常是联合一致的。可是在防务政策上，天主教党人对法比军事协定很不热情；社会党人则把希望寄托在国际合作上，反对增加军事负担；而自由党则主张采取有力的防务政策来对付德国侵略的威胁。
语言问题也在这段时期内获得了1914年以前的年代里所从未有过的重要性。义务教育制的实施和选举权的扩大刺激了佛兰芒人争取语言完全平等的雄心。另一方面，因为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试图（虽然没有成功）用支持佛兰芒人要求的办法来赢得他们的同情，这些要求在某些人士中，特别在自由党内，则遭到白眼。同时，在佛兰芒民族主义的前线党的成员中（该党反对比法军事同盟，自称是“在野的天主教政党”），除了有几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德国人合作的“活动分子”外，也包括着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些知识分子的压力下，甚至天主教党本身也感到不得不更突出地强调语言问题，更突出地强调传统上对法国的怀疑。
随着希特勒的崛起，佛兰芒民族主义运动的亲德偏向变本加厉，那时前线党已为佛兰芒民族主义党所取代，这是个极权主义性质的组织，它所吸取的精神鼓舞——以及它所需的资金——愈来愈多地来自德国纳粹党。另一方面，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天主教党内部另一个不满分子集团在莱昂·德格雷尔的领导下从天主教党分裂出来，组成了另一个法西斯色彩的政党——资金也由它的外国的样板提供——称为雷克斯党，它的支持者大多来自瓦隆族地区。这两个法西斯政党都特别规定只吸收天主教徒成员，而两党在敌占期间又都曾同德国人彻底合作。因此比利时的反教会人士就觉得完全有理由确认天主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反动的同义语。战前，教会曾否定过雷克斯主义，说它同正统的天主教义不相容，但是在佛兰德，佛兰芒民族主义党的惊人发展促使天主教党采纳了民族主义党的部分纲领，并在地方一级和省一级的范围内同它结成联盟。这样，在比利时佛兰芒族地区天主教和反动这两个东西比已往任何时候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而天主教党战后在“王位问题”上的态度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联系。
天主教党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的等级组织所造成的，该党把这种硬性的等级组织强加给它的成分极为庞杂的成员，为时已很久了。全部权力集中在年老的一代人手里，这就促使较年轻的人离开党而另组象雷克斯党和佛兰芒民族主义党那样的反对派。甚至在战前，该党领袖们就已觉察到这一问题，曾试图改变党的结构，使其能适应不同语言集团的需要和不同社会阶级的相互矛盾的要求。但尽管如此，它仍然由一批老派的天主教极端分子、极端保守分子控制着，年轻一代很少有什么表达民主思想的机会。
战后，天主教党作了另一番更为坚决的努力，以扩大它的基础，使它的观点重新具有活力，并洗涤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污点。
这个时候，欧洲有这样一股思潮：想摆脱“教派式政党”的观念，不要让宗教上的细小分歧介入政治，并试图建立一些以广泛的基督教义为基础而又能适应较现代化的社会经济进步概念的新的政党。比利时人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虽然在程度上比不上某些其他国家。1945年6月，一个天主教…民主主义的年轻人集团自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