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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必须提到这样一点：解放时的气氛特别有利于极端的政治主张。首先，物质方面的损失比1918年巨大得多——并不那么突出地限制在局部地区，而是非常普遍。所有大港口都被毁坏了。其次，精神上的冲击显然更要大得多：惨败以后接着又遭到胜利者的占领，这对法国来说比对其他受到类似遭遇的国家更加难堪，因为好几个世纪来它是一向列为强国之一的——往往还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其三，确有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情况，虽然可能还不普遍，但从个别的一些事实和地区来看，也严重得足以引起广泛的愤恨了。例如，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里，有为数相当可观的一小部分人靠战争和德军的占领而发了财，由于有黑市，他们在过去四年中简直没有感到任何艰苦。而在同一城市内，却有一大批人只能在生命线上勉强挣扎。这种异乎寻常的不平等正是革命所由产生的土壤，而且，要不是共产党人认为妥协更符合他们的计划的话，解放后流传了好几个月的关于即将发生共产党政变的谣言是可能成为事实的。
第二节 解放前的发展趋势
（一）地下法国以及自由法国运动内部的各种政治趋势和宪政理论
当人们考虑到，戴高乐在能够实现他那恢复祖国伟大稳定的目标和抱负之前，首先不仅要争取到盟国的承认，而且还必须赢得他自己的同胞们（法国国内的以及在国外的法国人）的认可，人们就不能不对他的个人成就致以更大的敬意。他的流亡奋斗历程，在本文所涉及的这段时期以前的，大部分已在别处另有详细叙述。如果他真要达到他的目的，他就有必要在率领民族解放委员会返回法国本土以后，立即拿出证据来证明他对民主的信仰以及他对恢复民主政体的诚意。早在流亡阿尔及尔期间，就已成立了一个临时协商会议（1943年9月），由一百零二个成员组成，其中二十人是维希政权之前的议会议员，余下的五分之四是法国本土和北非各个抵抗运动团体的领袖和成员。曾有很长一个时期，盟国的领袖们对戴高乐是否代表着法国国内足够大的一部分民意，因而是否值得给予承认，是有怀疑的，而这一点同抵抗运动中许多左翼领导人对这位将军是否真心信仰共和主义所抱的怀疑态度不是没有关系的。不过，这些怀疑终于克服了，抵抗运动的领袖们同意接受戴高乐的早已被公认了的全面领导地位，至少到法国国土重获自由为止。作为交换，戴高乐也同意尊重抵抗运动关于法国的前途和制度方面的愿望。
在这以后，戴高乐所面临的最困难、最迫切的政策问题是对第三共和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很多法国人现已认识到那个政权的许多缺点以及它在某种程度上对法国遭受的大灾难应负的责任。最初，当维希政权正竭力诋毁它之前的历届政府时，戴高乐并非不自然地感觉到他很难在这方面超过它所唱的调子；而且，为了想使他的一切行动看起来具有严格的合法性，他曾于1940年10月在他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保证他要恢复第三共和国宪法。但到了1942年，当抵抗运动的领袖们明白表示了他们准备同他合作的条件之后——条件之一是完全屏弃第三共和国——他认识到非放弃这一立场不可，他不得不发表一个新的宣言，象维希政府一样地痛斥第三共和国，并答应在解放以后召开一个制宪会议来制订新宪法。
事实上，戴高乐和抵抗运动都认为第三共和国是不可取的——其理由却完全相反。且撇开当初设计1875年宪法时的真正目的是想为复辟君主制铺平道路的这一事实不谈，这种类似英国式的议会制政府一向同法国人的有历史意义的共和主义理想格格不入，而这些共和主义理想正是抵抗运动所自称代表着的。真正的共和传统是“由议会直接执政”的那种传统，它的典型例子是1792…1795年间革命的国民大会，当时行政和立法两种职能融合在一起，由一院制的议会统一行使，不设总统或内阁，议会所任命的行政委员只是执行议会意志的工具。另一方面，戴高乐则被认为是赞成美国式的强调三权分立的总统制政府的。事实上，在抵抗运动早期，连许多同情左翼的领导者（共产党人当然除外）也都倾向美国制；但到了1943年，他们已开始后悔自己一时误信邪说，并自我解释说，美国行得通的政治制度不一定也适合于法国。事实上，美国的总统制是建立在一种联邦制结构上面的，这样就自动地限制了总统的权力，而赖以建立这种政体的美国的特殊环境，法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在法国，总统滥用职权的机会可能会多些。而且，维希政权不正当地使用强大的行政权的坏榜样也不是没有促退作用的。但尽管如此，在一些由无党派知识分子所控制的抵抗运动团体中，这个想法却仍然保留着，这些知识分子无疑还记得达拉第和其他几个战前总理所发布的那些“起法律作用的行政命令”，并懂得它们的真实含义——就是说，确实需要加强一些行政权，否则连普通的日常行政工作也无法有效进行。这些人还赞成在解放前就拟订好一部现成的宪法；于是由一个综合研究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体现着他们想法的草案，希望能在解放前为大家所接受。
但1944年初共产党人参加宪法辩论，使想要在这一问题上拟订出一个抵抗运动的联合纲领的任何希望都破灭了。因为他们持有一种同其他党派截然相反的见解，坚决认为以往的弊病不是由于立法机关对内阁控制得太多而是太少了。他们举出了战前各届政府常常被赋予“特别权力”的一些事例来支持自己的论点，虽然正象刚才所指出的，这些例子恰恰更能证明相反的论点。他们因此要求在解放后尽早召开一个制宪会议，并开始活动，争取人们支持把一个单一的、拥有最高权力的议会作为今后任何宪法的必要条件。假定认为这一情况意味着共产党人不久就可能要丢掉自由民主的假面具而暴露出他们的极权主义真面目，那末戴高乐就有责任着重表明他自己忠实于民主，同时要鼓励培植足与抗衡的力量了。因此，他虽然最初曾倾向于用一个广泛的政治大联盟来替代原来的政党制度，但不久就改变了想法，决定鼓励旧政党复活，其部分目的也是为了向人们表明，那种认为他计划用一个类似法西斯式的政权来抵销共产党人的过大影响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就是在这方面，他也面临着困难。在解放前的协商会议里，各旧政党的出席代表人数是根据1939年9月3日那时国民议会下院内各该政党代表人数的比例确定的，虽然旧政党代表总数不超过新协商会议总名额的五分之一，抵抗运动里的人却仍然觉得他们是多余的，在“新法国”代表不了什么人。
的确，抵抗运动中许多不但任政治工作的人员——“左派”除外——责怪戴高乐错误估计了解放前夕的法国形势以及失去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认为1944年时他本来可以大大改造法国而不必流血，并可以通过带头领导革命运动而使共产党失去其立足点。总之，他们觉得他是过高估计了共产党人的影响，动辄把所有一切抵抗运动力量统统看作是危险的共产主义乱民；他们认为，戴高乐的这种看法同事实相差甚远，要是他能透过表面现象深入观察一下的话，他自己也会发现的。而且，他们这些人四年来一直在梦想有一个新的法兰西并一直在为之而斗争，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似乎一心想重建旧的社会秩序而不是要创立一个更好的新秩序，即使他所提出的一些进步措施——如煤矿、许多银行、广播事业、电力公司和航空公司的国有化，以及对战前所实行的飞机制造业和铁路国有化政策的追认等——似乎都不是衷心自发的表现，而只是一种对他所并不同情的社会舆论勉强作出的让步。
产生这种隔阂的根源可能是，虽然戴高乐并不真正具有极权主义的观点，但他却认识不到真正的民主是同政治上的多样性分不开的，政治上的多样性有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手中。这样，他自己就不时地试图取消政治上的多样性，建立起一种没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