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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抵抗运动富于魅力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而且象征着这一运动的令人畏惧的人物戴高乐暂时引退之后，人们才看清楚，战争不仅出乎意料地没有带来什么变化，而且使早就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变得更加明白无疑了：基本的政治冲突仍然是阶级斗争——虽然即便如此，它往往还有几个相互交错的侧面。例如，它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中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同时却也是城市工人阶级同农村工人阶级的冲突，部分地也是大资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的冲突。但是现在冲突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了。大战期间，共产党人凭着他们在抵抗运动中所处的卓越地位，几乎赢得了爱国主义的全部专利权。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工人曾不加怀疑地跟着共产党人，在他们强有力的领导下抵抗侵略者。但在这以前，爱国主义几乎全部是由资产阶级独占着的——事实上这是他们手里的一张王牌。然而在战争期间，资产阶级发现他们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如果他们同德国人合作，他们就明显地犯了最赤裸裸的卖国罪行；可是，如果他们参加了抵抗运动，那末不仅使他们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不忠于国家的合法当局——尽管那就是维希政府——而且还使他们自己投入了共产党的怀抱。
法国资产阶级中，那些虽选择了服从维希政府的道路，却没有在任何方面同德国人实际进行勾结的人，除了只是有点软弱被动或判断失当之外是没有什么更大的过错可以责备自己的；但事实是，他们确是受到了责备——而且这种责备常常来自这样一些人，他们自己在这方面有着比被指责者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现在攻击自己的邻人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自己的注意。这种事实也是法国战后社会中所出现的悲剧之一。另一方面，那些参加了抵抗运动的许多资产阶级分子，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的内心痛苦也许同样巨大；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原是想在国家危急时期抛开政治分歧，但是为了实现这一值得赞美的愿望，却使他们自己落入了共产党人的手掌之中，而共产党人则是一心要在战争胜利之后永远结束资产阶级在国家公共事务中的特殊势力和统治地位的。然而在最初的时候，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党似乎为诸如这样的一些人提供了一个集合点和一个追求理想的工具，人民共和党在战后早期选举中之所以能获得惊人的成功，其理由就在于此。而且在开始时，左倾气氛曾是如此普遍，竟使人民共和党看起来几乎象是一个右派政党了。但当人民共和党的基本“左派性质”甚至也变得明显的时候，一大部分资产阶级就都转而支持那些应运而起的新的右派政党——自由共和党，戴高乐联盟，最后则是戴高乐的反共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再支持人民共和党了。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法国据有支配地位为时已久——也许是已经太长久了——那末就占全国起作用的人口总数和选民人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农民阶级而言，这也同样是适用的。尽管存在着城乡之间的总的对立，这两个阶级却都以1789年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和反对专制政府的个人自由捍卫者自居，夸大而且过分地延长着它们原先扮演过的这一角色，因而都已养成了在国家事务中发号施令的习惯。更有甚者，法国的经济结构，在高度工业化的现代欧洲，是很有些不合时宜的：赋税制度使资本家和农民有可能逃避他们应付的那份纳税负担或甚至几乎完全豁免这一义务；同时，他们对工业化或现代化存有偏见，因而不大肯向工业投资。小农所有制的盛行意味着一般都用现钞而不用支票作为交换媒介。而这又转而意味着对那些为人们所广泛需用的产品征课消费税要比征收直接所得税更加便当。政府财政的依赖消费税，则又意味着在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势必要借助于举债以增加其收入，而这又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同时，与此相应的一个情况是，普遍存在着小型的工商企业，而店主们又没有记帐和编送会计报表的责任，这就不但给政府造成了类似于小农制所带来的困难，而且妨碍着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采用。
不幸的是，政府不得已而采用的间接税和通货膨胀性的财政措施，其主要受害者正就是法国为保持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健全发展而最需要鼓励的那个阶级——城市产业工人。这些人，充满着对社会不公平的愤懑，觉得自己所承受的负担最多最重而所得的报酬却最少最薄，就变得越来越想反抗，转而求助于那立誓要摧毁特权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了。同时应该记住，一个经济社会集团和其他经济社会集团之间的这种怨恨情绪总是双方面的。如果说城市工人由于看到农民没有能付足他们应负担的那份政府开支，以及当城市工人们在挨饿时农民们却吃得好喝得好的那种景象（甚至在经济萧条时期也是如此）而大为不满的话，那末，在农民方面，也通过对照自己无休止的辛苦劳动，而对城市工人所享受的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工资照付的休假等等好处同样地感到愤愤不平。同样地，那种想把进步立法所规定的待遇扩大到全体人民的尝试，引起了各个享有特权的、不靠工资为生的阶级的反感，并激起了他们对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敌意。事实上，解放后兴起的劳工，拥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并在精神上胜过那些信誉扫地的雇主势力，这一事实本身使后者的态度变得更加僵硬，更加不肯和解。其结果，不仅是政治上更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公民感的进一步下降——每一个社会集团和阶级都趋向于以我为核心，趋向于只关心它自己的利益和苦难——而且每一方都下了更大决心要把自己的力量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资产阶级集合在新出现的右派政党周围，以抗衡集合在共产党一边的工人们，这一事态发展，只能使法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更加严重。
不仅如此，在远非战前年代所能比拟的这一次空前强大的右派力量的集结中，一些新政党的组织者们有时会由于太热中于组成一条反共“阵线”而对维希分子、法西斯分子等不受欢迎的人所有的缺点错误予以宽容。这样就又加剧了国内的分裂，而且使共产党人所竭力利用和传播的那种观点，即凡是反对共产党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成为可信的了。不过，那些拥护共产党的法国人对于共产党的缺点错误、反复无常及其国外联系等所抱的那种熟视无睹的态度，也同样是令人惊奇的。法国工人们之所以易于忽视共产党的这些缺点，一个理由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过去，工人们的革命成果总是被人夺走；他们总是被那些并不真正代表他们和他们利益的领导者或同事们所出卖或踢开。而且，和共产党采取共同立场，这一方针是一条阻力最少的道路，这是战时所走道路的自然延续，在战时，共产党不但培育了那种既反对过去旧事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