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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1948年的意大利宪法把全国划分为十九个大区，除行政权外还各赋予立法权。天主教民主党以前虽曾是地方分权原则的有力支持者，但并不急于要冒在国内建立一些共产党国家的风险。实际建立地区自治制度的立法被长期拖延着，到本书执笔时，除西西里、撒丁、瓦莱达奥斯塔以及包括南蒂罗尔（阿尔托…阿迪杰）和特兰提诺的一个大区外，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实行地区自治。
（三）1946年的选举和共和国的建立
1946年6月2日举行了制宪会议选举并就君主政体问题举行了公民投票。制宪会议的五百五十二个席位中，天主教民主党得二百零七席（八百零八万三千二百零八票）；社会党得一百十五席（四百七十四万四千七百四十九票）；共产党得一百零四席（四百三十四万二千七百二十二票）。包括自由党在内的民族民主集团得四十一席；行动党（已开始分裂，最后于1947年12月解散）只得七席；而古格利埃尔莫·齐安尼尼的那个新冒出来的平民党却获得了一百二十万九千九百十八张选票和三十个议席（该党致力争取的对象大体上也就是1919…1922年间法西斯主义所吸引的那部分下层中产阶级分子）。市政选举在1946年3…4月间举行，但米兰以外的其他各个大城市不在此列（它们到10…11月间才举行市政选举），南蒂罗尔和威尼斯…朱利亚也不在内。在这些选举中占优势的仍然是6月大选中领先的那三个党，在许多地方，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是结成联盟参加竞选的，他们赢得了多数大城市。平民党在罗马和南方各地的秋季选举中表现得不错，但此后就湮没无闻了。
公民投票结果，赞成共和政体的占一千二百七十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三票，赞成君主政体的为一千零七十一万九千二百八十四票。少数票为数也不小，这也许是同5月9日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让位给他儿子的这一行动有点关系的。北方倾向于投共和政体的票，南方则倾向于赞成君主政体，但各个区的详细投票数字表明，南方投票赞成共和政体的远较预期的为多。公民投票结果初步公布后，乌姆贝托国王不愿立即同意宣告成立共和国，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气氛，直到他在政府的压力下终于在6月13日离国后，气氛才缓和下来。政权的改变是以相当和平的方式完成的。28日，制宪会议选举那不勒斯的一位律师、无党派人士恩里科·德·尼古拉为临时国家元首。
（四）共产主义的挑战 1946…1947年
7月12日，德·加斯贝利重新执政，其内阁不仅包括天主教民主党人和其他两三个非马克思主义者，还包括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共产党人留在内阁里近一年之久。然而，共产党和天主教民主党都已在摆开阵势准备“冷战”了。天主教民主党在各大党中是最靠近右派的，它所吸引的选民有许多是想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或极端保守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但也有许多是那些认为危险主要来自左派的人。反共成了把该党内部两个极端——大小雇主及地主等的既得利益为一端，主张改革者和较穷苦的人为另一端——连系起来的一条最坚固的、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纽带。不久就在一些问题上（例如在土地改革这一迫切而重要的问题上）暴露出意见纷歧。在意大利，倾向于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天主教徒不象在法国那样有力量（加斯贝利本人是个突出的例外），而许多属于温和左派的知识分子则觉得接受不了一个天主教的党，他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正被挤压在黑色和红色两大磨石之间。那些较下层的、较少关心政治的选民，特别是乡村中的选民，在作出政治取舍方面，反应就远没有那么迅敏：要是选举日适逢星期天，在去做弥撒的同时顺路投共产党的票，他们是不会觉得有什么错或甚至有什么奇怪的。1946年选举时教会曾插手反对共产党，而在1948年和1948年以后的各次选举中，教会卷入党派政治的程度就更深了。1949年7月，教会宣布共产党人很可能被开除教籍。虽然天主教民主党仍然否认它是教会人士的党，但在1948年以后，该党的选民工作很大一部分是靠天主教行动会——一个听命于教会的非神职人员的组织——进行的，就象它的很大一部分经费来源靠它党员中的富人一样。
意大利共产党当时是苏联以外最大的共产党（党员人数在1945年12月有一百七十六万二千零五十六人，1946年6月有二百十二万五千人），虽然法国共产党在1946年选举中得票比它还多一百万张左右。“所有正派的工人……不论种族、宗教信仰和哲学信念如何”，都可加入共产党。知识分子、天主教徒、妇女、退伍军人、前法西斯分子等都受欢迎。共产党在某些农民中取得的成功可以用这样一个事实来说明：1946年共产党员数占当地人口比重最高的两个区是艾米利亚和托斯卡纳，前者是肥沃的农业区，有着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无地雇工，后者虽远没有那么贫困，但那里的农民寄希望于共产党，希望共产党能给他们带来土地改革，使他们从佃农变为自己田园的主人。在皮埃蒙特，共产党的力量强；在伦巴第则是社会党的力量强。共产党员总数中，南方人所占的比重在1947年时只有五分之一，在1946年和1948年只占八分之一。在开始时，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很不重视，甚至有报道说，该党的主要知识分子孔切托·马凯西教授曾于1945年4月间公开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没有教条的经济社会纲领，而把辩证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糟粕”。
的确，共产党从其早期——特别是从它最优秀的组织者和思想家之一安东尼奥·葛兰西（1937年死于法西斯监狱）——继承了一种比较具有自由思想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大战期间和大战后入党的许多知识分子中重又出现。两三年后，似乎对那些“主张‘自由发表意见’和‘自由犯错误’的人”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态度。在当时的共产党报刊和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中可以找到一些颇能反映出这方面情况的长篇大论，谈的是党内自由讨论在使马克思主义“活的理论”适用于每个国家特定时刻的具体情况方面所起的作用，和怎样才能使党员们的思想同党的指示命令“协调起来”等等。
1943…1946年间共产党的迅速发展是不难解释的。它在法西斯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内保存着秘密地下组织，使它在抵抗运动方面有一个飞跃的起步，其他的党则因完全缺乏经验而在丧失优秀成员。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工作效能，在对意大利的解放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为党树立了很大的声望，而且正是这些品质，加上它对可能出现的任何对手采用的那种毫无忌惮和残酷无情的策略手段，为它赢得了支配抵抗运动的主导地位，在这一运动中，三个左翼政党是常常合力对付其他党派的。由共产党领导、但对非共产党人也开放的“加里波迪”大队，是替该党招募和训练积极分子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这种积极分子对党开展民主的或非民主的各项活动来说都是极为必要的。
战后共产党人在地方管理和社会福利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例如，他们在乡村里开创了孩子在外搭伙这样一个值得称道的办法。他们的领袖，如果当上了收入优厚的官职，就把薪金交给党（党发给他们较低的生活津贴），或者，如果富有私产的话，则为革命事业慷慨捐献。例如两个当时有公职的共产党人福斯托·古洛和路易吉·德·菲尔波都在南方富有田地，但据悉前者曾把几百万里拉捐献给党，而后者则把他的九个农场交给了佃农。在1944…1947年的意大利，许多人感到，共产党是能够而且愿意帮助他们的唯一政党，而社会党的全盛时代则已经过去了。
然而，共产党人远不是以社会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往往表现得要比社会党和行动党稳健得多，他们觉得与其把他们的前途押在大胆的重建政策上，不如在政府中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土地改革和产业国有化问题上，甚至在拟议中的资本税问题上，他们的表态都很审慎。象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他们在和平、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自由、尊重人格的问题上一再发表最无懈可击的观点，并且常常痛斥反对他们的某些人，说对方背叛这些理想；但同时，他们常常利用恐惧和仇恨等群众情绪作为手段。1946年时共产党的恐怖活动仍在继续，特别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区，虽然不象1945年和1947…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