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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一次由四大国和沿河各国参加的会议。虽然和会通过了法国这一提案作为向外长会议提出的一项建议，但后来在纽约开会时，莫洛托夫还是做到了使和约不提及召开会议之事，只是同意另外签署一个宣言，规定在和约批准后不久召开一次会议，由四大国和多瑙河国家一起商讨一项关于多瑙河的新国际公约。尽管如此，和约中确实还是包括了一些关于多瑙河航行自由和平等对待一切国家船只的条款。
和约的最后条款规定了关于和约执行的监督和对和约的解释，并且规定在和约生效之日起十八个月时期内，盟国及参与国应由美、英、苏三国驻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外交使团团长以及英苏两国驻芬兰的外交使节来代表。如对和约的条款发生争论，而各外交使团团长和所涉及的国家政府不能解决时，和约规定由争执双方和经双方同意选定的第三者组成调解委员会。
第八章 南斯拉夫
第一节 革命政权
南斯拉夫的“解放战争”，到1944年秋胜负已成定局，当时有一半以上的领土已清除了德国军队。这次战争不仅是一场民族战争，而且是一场内战；不仅是一场战争，而且是一场社会革命。由此而掌权的不仅是一班全新的人物，而且是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事实上，南斯拉夫的革命是二十世纪前半叶仅有的三个成功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一，它后于俄国革命二十五年，先于中国革命五年。从此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南斯拉夫的对外关系，就连巴尔干半岛的整个形势，都受到这一革命新政权的性质的影响。因此必须在这里对它的主要特点作概括的叙述。
南斯拉夫革命是由战前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组织者所领导的，他们是一批具有列宁传统的职业革命家。这些人的社会出身有的是产业工人，有的是知识分子。其中有很多是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但是，同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中国共产党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他们已不再属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了。献身于党的干部都置身于阶级之外，社会之外；对他们来说，党就是唯一的社会。他们始终和他们所出身的产业工人阶级或知识界很不一样。这两个阶级都为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提供新人员，其中来自知识界的比人们可能想象的要多，而来自工人阶级的则比人们预期的要少。可是，党的新生力量绝大部分来自农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不仅南斯拉夫主要地是一个农民国家，而且战争大部分是在最僻远的地区进行的，那里居住的是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民。但是这场游击队运动并不是农民运动。同中国的共产党军队一样，南斯拉夫的军队也是一支由共产党牢牢控制并为他们的目标而运用的农民队伍。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领导和利用农民，所凭借的是爱国主义这股力量。也如同在中国一样，共产党人所进行的爱国主义宣传是有效的，因为它符合实际。爱国主义斗争并不因为被共产党所利用而减少其必要性。
南斯拉夫共产党，就象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中国共产党一样，成功地把前政权下简直从不接触政治的成千成万的人吸引到斗争中来，并置于他们的影响之下。对于波斯尼亚和门的内哥罗那些不识字的山区人民来说，就象对于俄国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解放战争”给他们带来了崭新而广阔的天地。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看重他们。这种情况在妇女方面比男子方面也许更为真实，特别是波斯尼亚或桑亚克的伊斯兰教妇女，尤其如此。在共产党控制下，陆续产生了一批很类似于俄国和中国的苏维埃的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民族解放委员会，同它们的样板一样，虽然大多是由共产党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却仍然是真正地、尽管有点粗卤地代表着以他们的名义行事的人民大众。它们所吸收的新人，并不限于一定的政治背景，而是一些具有天赋组织能力的人。新的男男女女通过这些委员会和军队而飞黄腾达，他们成为新政权的军官和官吏。他们把一切都归功于党和铁托元帅，而且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始终忠于他们的领袖。入侵者摧毁了旧南斯拉夫的国家机器。帕韦利奇那个克罗地亚国的傀儡政府从未有过牢靠的基础。在游击队控制的“解放区”里，一个新的既是军事的也是民政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来了，准备接管整个国家。这同中国1928年以后在毛泽东领导的地区所经历的过程基本上一样。它的主要特点是政治上幼稚的群众和政治上老练的职业革命家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从各方面来说，也曾经是列宁一生事业取得成就的关键。
人民解放阵线（战争结束后改称人民阵线）是共产党控制的“群众组织”，其目的是在政治上把群众动员起来。在这一阵线的那些表面上显要的领袖人物中，甚至还有一些曾经是战前政党的成员。他们参加了阵线，提高了阵线的地位，但是，他们过去所属的那些政党，并不在阵线以外另有独立的组织。表面上似乎有两个例外，但也仅仅是表面上而已。一个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农民党，它的党员中有几个是南斯拉夫议会的前议员，另一个是德拉戈利乌布·约瓦诺维奇博士领导的（塞尔维亚）人民农民党。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巨大声望对共产党人相当有价值，它过去那些激进的口号同共产党战时提出的口号很相适合。约瓦诺维奇在塞尔维亚有一批为数较少但很重要的追随者，他的名字也对共产党人有用。但是残余的克罗地亚党的那些领导人是顺从共产党人的，而当约瓦诺维奇试图另外执行一条独立路线时，他发现他的党的基础已经削弱了。
在南斯拉夫解放区，人民委员会行使了地方权力。在铁托的部队于1944年秋天和1945年春天先后进入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平原地区和大城市时，产生了伤脑筋的问题。来自山区的解放者，拿自己颇为重视的那种英雄行为和艰苦经历同那些在敌人占领下毫无作为的被解放者的消极状态作比较。而城里人则往往看不起山区人，认为他们是半开化的农民，永远不会理解复杂的城市生活。管理城市的人，一部分来自山区，一部分是敌人占领城市时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人员，还有一部分是共产党时刻提防和控制着的非党专家。这些新的权力机构，能象战时山地解放区里的人民委员会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为数极少。共产党政权在英勇奋斗的日子里曾经有过的那种自觉性和地方主动精神都迅速消失了。
这个革命政权的一个奇怪特点是，共产党尽管无可怀疑地控制着其他一切权力机构和“群众组织”，却一直是退居幕后的。同那些不是靠共产党人的行动而是靠红军的成功而得到解放的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共产党截然相反，南斯拉夫共产党并不想引人注目，也并不花很大力气去发展大量新党员。报刊上简直不大报道党的活动。甚至连党机关的所在地也不公布。总之，共产党几乎就象当年遭受亚历山大国王政府迫害时那样行动诡秘。1948年南共同共产党情报局破裂时，这一诡秘作风也成了被指责的一条罪状。苏联和东欧共产党人确实有可能认为，由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这样隐秘，它没有象它本来应该做的那样有力地活动。可是，这并不是事实。南斯拉夫共产党对人民阵线的控制，远比几个邻国的共产党对“群众组织”或对它们当时所属的“党派联盟”的控制牢固得多。
第二节 政治上的巩固
1945年3月联合政府的组成，至少在西方的舆论看来是铁托和国王彼得之间、苏联观点和英美观点之间的一种妥协。国王同意任命三个摄政——斯尔扬·布迪萨夫尔耶维奇博士（塞尔维亚人）、安特·曼迪奇博士（克罗地亚人）和杜尚·塞尔奈茨博士（斯洛文尼亚人）。政府中包括四个流亡回来的著名政界人士，即前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米兰·格罗尔，担任副总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伊凡·舒巴希奇和尤拉伊·舒特伊，分别担任外交部长和不管部长；塞尔维亚农民党的瓦萨·丘布里洛维奇，担任农业部长。
可是实际上，这同波兰的解决办法相比，甚至还说不上是西方与东方、共产党人与流亡者之间的一种妥协。米科拉伊奇克回到波兰后，至少暂时能够重新组织他的农民党并举行群众大会。而回到南斯拉夫的流亡者，是决不能这样做的。他们可以用执政党联盟一分子的身分讲话，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他们一度领导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