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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又由于波苏外交关系还没有重建，因此应当把俄国人看成是对波兰独立的威胁。所以，国家军部队同红军的合作只能是有限的。国家军要尽可能独立作战，只有在俄国人提出要求时，才向他们提供有关德国人的情报，只有在“战术上极端必要”的条件下，才可与苏军人员建立联系。战斗中的协作只限于特定地点；对任何要把国家军部队并入红军或贝林格指挥的部队的企图，都要加以拒绝。
实际的情况是，在维斯杜拉河以东地区，有组织的国家军部队与进攻中的红军建立了联系，进行了合作（维尔纽斯战役之后俄国指挥员曾对他们的协助正式表示感谢）。但是一旦俄国人牢固地控制了每一个军事目标之后，他们立即要波兰部队编入贝林格部队或者解散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如果他们拒绝第一种办法，他们的领袖就被逮捕或绑架，他们的部队则被包围和解除武装，甚至被关押。
在伦敦的波兰政府对这些事态发展大为震惊，7月下旬，米科拉伊奇克给罗斯福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详细叙述了事态的发展，请求他派美国军官到苏联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出现也许能对俄国人产生影响，使他们停止对国家军的暴行。而且，俄国人既在7月间越过了寇松线（它的中段与布格河重合），即使按照他们自己的观点，这也意味着他们当时正在进入波兰领土，因此必须澄清一下苏联对波兰的政策。
5月间，据苏联报纸宣布，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一个代表团来到了莫斯科，以便了解波兰爱国者联盟的活动，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那时，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组织详情已经公布，人们已经知道它的权力是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组织类似。6月23日，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代表波兰人民的。根据7月20日和21日发布的两项法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取得了对波兰爱国者联盟和苏联境内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军的领导权，在第二天发布的另一项法令中，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了一个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行政当局”，准备在解放区设立临时总部。这个委员会由二十名委员组成，其中十名来自波兰爱国者联盟，十名是“地下运动的领导人”。在后十名中，公开身分的只有五名，因为其他几名仍处于地下状态。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席是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中左翼社会主义者集团的领袖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
7月21日苏联境内的波兰军和波兰国内的“人民军”合并，成为统一的“波兰军”；7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任命齐米耶尔斯基（过去一向以“罗拉”闻名，原是人民军的司令员）为总司令，同时任命贝林格为副总司令。无庸赘言，在作战时“波兰军”必须听命于红军。在红军进入海乌姆的同一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发表了“告波兰人民书”，三天后，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这个文件。告人民书宣布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法令所规定的组织变动，还宣布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治理解放了的波兰领土的计划。它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所依据的法律基础是1921年3月的“合法的”宪法，而不是伦敦“逃亡”政府所依据的那个“不合法的”1935年宪法。在选出制宪议会以制定一部新宪法之前，1921年宪法的条款继续有效。告人民书号召波兰人与红军合作，奋起打击德国人。它宣称，波兰人与他们东方邻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过去他们一贯互相打仗，现在他们有了兄弟般合作的坚固基础。
红军既已到达了“苏联和波兰之间的国界”，苏联政府就于7月26日宣布了它的意图。它说，将让波兰人自己行使政权；俄国人对波兰或波兰的社会制度没有什么企图，红军的出现“完全是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因此，他们决定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就红军统帅部和波兰行政当局间的关系订立一个协定。于是就在同一天签订了一个协定。协定中承认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应在解放了的波兰土地上设立行政机构。这个机构将支持为建设“波兰军”而采取的措施，并同苏军总司令进行合作和建立有效的联系；苏军总司令将在作战所需要的时期内在波兰执掌最高统帅权。在这以后，波兰的行政权将由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掌握。
8月2日，塔斯社的一项新闻公报宣布，苏联政府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将互派使节。尼古拉·布尔加宁上将被任命为苏联驻波兰政府的代表，W·日莫夫斯基则是民族解放委员会驻莫斯科的代表。波兰爱国者联盟在8月3日的一则广播中，宣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已经到达卢布林。十二天后，1944年8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并宣布他们这次会议的所在地卢布林为波兰临时首都。
第三节 华沙起义 1944年8月1日至10月3日
（一）起义的发动
当米科拉伊奇克于1944年7月底离开伦敦乘飞机去莫斯科时，他同波兰的事态发展失去了直接联系。一到开罗，他获悉苏联政府已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一消息使他考虑不再继续旅行而返回伦敦）；而且仅仅几天以后，他就得到消息说，随着红军接近维斯杜拉河，华沙市内的国家军已在该市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下举行起义，对德国人展开了攻击。
在起义开始前的几周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军政领袖们，对波兰境内的抵抗活动应该采取哪种形式问题，看法上有过许多混乱和矛盾。米科拉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显然赞成搞一次遍及整个波兰的总起义，但是索斯恩科夫斯基则反对在没有英美支持的情况下这样做，特别在波兰东部最近事态发展之后更是如此，他建议继续在德国人的后方搞“布尔扎”（即破坏和牵制）活动。“布尔扎”活动的计划原来并不包括城市内部的武装行动，但在1944年7月间国家军军官们修改了“布尔扎”计划，把华沙市内的起义也包括进去。然而，华沙起义的实际行动计划，作为准备在西方盟国支持下或在德国崩溃的情况下举行的总起义的一部分，已经制定了好几年了。当时的局势还由于米科拉伊奇克和索斯恩科夫斯基都因公不在伦敦而变得更加复杂；按照波兰政府的一项决议和米科拉伊奇克所发的一项指令，关于起义这一议而未决的问题，就留给在华沙的副总理扬科夫斯基去斟酌决定了。
虽然博尔声称他同意索斯恩科夫斯基的意见，他还是详细地阐述了他当时赞成在华沙单独举行起义的理由。他说起义之所以必须举行，不仅是为了向全世界表明国家军坚决抗德的大无畏态度，以驳斥俄国人宣传的所谓国家军在执行“等待”政策，从而在暗中帮助德国人的说法，而且也是为了防止那些急待奋起抗德的华沙人民接受“人民军”（现已与那些同红军“一起”作战的波兰部队合并）的领导，以及防止他们日后接受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因此，博尔的希望是，国家军至少应在红军入城十二小时以前完全解放华沙并控制其市政机关，而且这一希望是得到民族团结会议一致支持的。如果这个计划成功的话，俄国人将被迫对国家军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将不象在波兰东部采取的那样隐蔽，而是公开使用暴力，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希望这样一来会震动国际舆论。既然国家军的计划是独力解放华沙，因此防止同红军指挥员协调行动，显然有利于博尔，而且事实上他在7月间就已向各地的国家军司令员发出指示，命令他们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尽可能不和俄国人协同行动。
俄国人显然指望红军在8月上旬进入华沙，并且希望华沙城内举行起义，但是他们希望起义由地下的“人民军”领导，这样就能使起义和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然后由贝林格指挥的波兰部队进军援助波兰首都，而这支新的“波兰军”将把那个城市的行政权移交给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这些打算由于国家军领导的起义而落空，因此设法使“博尔的起义”或政变（他们以后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归于失败是符合俄国人利益的。所以，在起义的头几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通知他们城内的同事说，华沙起义不能指望俄国人帮助，他们应尽量设法少浪费生命。
7月下旬，在俄国的攻势面前，德国人的撤退似乎正在变为溃败。华沙几座横跨维斯杜拉河的桥上挤满了车辆，挤满了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