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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
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试听Blake的歌：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劫。□
奖
《海外文摘》
杏林子
生病之后，我辍学在家，身体上的病痛固然难以忍受，而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那种有若被众人遗弃的感觉。原本为参加初中联考而忙得如拉紧的弓，集中全力蓄势待发，突然之间，你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赶出了竞赛场，你只有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观，那些紧张、那些热闹、那些欢呼都已远去，那个世界完全将你摒弃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种委屈、那种不甘、那种顿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颗被推离正常轨道的星球，飘浮在茫然无垠的太空，没有重心，也没有方向。
每天，我看着弟弟妹妹出门上学，我看着一批批年轻学子自门前走过，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甚至，连期望也没有，连等待也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期望什么，等待什么。
其实，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只可怜天下父母心犹自在那里作无胃的挣扎，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赶着一场又一场与医生的“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人搭乘火车，再转搭公车，才能抵达医生的诊所。那条路好长，好孤单，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忘记是哪一天，父亲走到我房里，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乖，你不要怕，爸爸会养你一辈子，等你长大了，爸爸会为你招一个女婿！”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惊吓与慌乱甚于我，其中还掺杂负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亲无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几年，他常常梦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责。父亲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庆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我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翩。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7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竟选十大女歌星吗？”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可惜我轻易放弃了。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从来只听说每届的候选人如过江之鲫，要做大幅度的筛选，没听说还保留名额。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在视这件事，莫非冥冥中自有上帝“旨意”？再加上父亲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殷殷期盼，若能得奖，对老父也是一种安慰。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是刘侠？”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光然罗！”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由于深恐大陆的交通状况不易控制，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
只不过，这股兴奋的情绪只持续了短短几个月，父亲就匆匆走了。父亲过世之后，任何奖对我都已失去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我得奖与否那样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