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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是屁股冒烟呢！”又一个人说。
大家定睛细看，既不是丢蛋，也不是屁股冒烟，而是在撒传单。转一圈就撒下一大溜，瞬刻间，那纷纷扬扬的红绿传单，随风飘得满天都是，正在轻缓地飘落下来。
警卫员从近处的山坡上捡了一张回来，递给了聂荣臻。聂荣臻一看，这张巴掌大的新闻纸上，印着粗大的黑体铅字：中共士兵们：前有大渡河天险，后有几十万追兵，你们现已陷入绝境，即将全军覆没。朱毛匪酋也将成为石达开第二。何去何从，望速抉择！猛省！！！猛省！！！猛省！！！
聂荣臻轻蔑地笑了一笑，将传单递给了刘伯承。刘伯承看了看，将传单轻轻撕掉丢在一旁，然后仰起头来，望着那些仍旧漫天飞扬的传单笑道：“真是丁丁猫想吃红樱桃，连眼睛都望绿了！”
年轻的作战局长薛枫，一直盯着那三架盘旋的敌机，这时插话说：“前几天缴获的报纸说，蒋介石亲自坐飞机视察过大渡河前线，现在不知道他是不是又来了。”
“不一定吧，”刘伯承笑笑说，“现在他已经基本上布置好了。”
其实，谁也没有料到，说这话的时候，蒋介石真地就在他们的上空。据多年后的材料透露，蒋介石确曾两度从昆明飞临大渡河前线上空视察。
这位统帅军装笔挺地坐在软椅上，从舷窗里贪馋地望着那条夹在深谷里的激流。他面含笑意，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条激流上了。
坐在他旁边的是矮小精干的陈诚，手里拿着一张地图，不时地应付着他的上司的问询。
“安顺场究竟在哪里？”蒋介石问。
“委座，您瞧，就在那个河湾湾里稍为突出的地方。”陈诚欠起身子来指点着。
“是在那个圆包包山旁边吗？”
“是的。”
“那村子很小嘛！”
“是的，很小，不过百把户人家。石达开的队伍就困守在那个圆包包山上，几乎有一多半人死在那里。”
蒋介石瞪大眼睛，瞅着那个圆包包山，仿佛要从那里想象出太平军覆灭的情景，兴致勃勃地问：“以后呢？”
“以后，石达开就率领残部向下游突围。”陈诚指了指大渡河一段较宽的地方，“那地方就是老鸦漩。石达开的又一大部分被驱赶到河里去了，他的三个王娘也是在这里跳了水的。”
蒋介石听得入神，就好象谈的不是七十多年前的事，而正是他日夜追剿的红军。他的脸上笑微微的，连光头上都似乎冒出陶醉的红光。
“薛岳不是已经赶到德昌了吗？”
“是的。”陈诚恭敬地回答。
“告诉他们，还要再快一点，这次一定要一举成功！”
“是！”
飞机沿着南岸缓缓飞行，沿岸有不少村庄燃烧着，卷起一股一股的浓烟。蒋介石指着下面说：“那是在扫清射界吗？”
“是的。”
“很好。”蒋介石点了点头，“不过最重要的是船，一只船也不能留在南岸。”
“这个，我们已经三令五申过了，遵照委座指示，连个竹片片都不许留。”
飞机又沿着北岸徐徐飞行。
“汉源在哪里？”蒋介石问。
“就要到了。”陈诚对照了一下地图。
“杨森和刘文辉到了汉源吗？”
“按电报说是到了。”
“那就把我的亲笔信投下去！”
“好。”
接着，通讯袋投向了距大渡河不远的一座小城。这是蒋介石作战指挥中的惯常作法，表示统帅与将领同甘共苦。这些信多半都是称兄道弟，使那些名利心很重的将领们感激涕零。
“据我得到的消息，”陈诚微笑着说，“上次委座勖勉杨森的电报，作用不小。”
“我说什么了？”
“你不是要他当骆秉章么？”
“噢，原来是这个。”蒋介石一笑，“其实，真正的骆秉章是我。”
说过，哈哈大笑起来。
空中乌云飞驰，天色渐渐阴下来了。时间不大，就飘下了零星的细雨。
红军在崎岖的山径上继续行进。刘伯承撑起了他那把弯弯把的雨伞，聂荣臻戴着他那顶棕黑色的斗笠，一先一后在队伍中步行。大约走出十几里路，天色已近薄暮。由于山沟狭窄，更显得晦暗。
“这是什么声音？”机灵的薛枫停住脚步。
大家凝神静听，果然远处传来一种嗡隆隆隆，嗡隆隆隆的声音。声音沉重而又经久不停，就象是远处的风暴正要袭击过来似的。
“不会是飞机吧！”刘伯承说。
“不是，不是，飞机早就走了。”薛枫说。
“会不会是大渡河呵？”聂荣臻凝神听了一阵，说，“我小时候住在长江边上，有时就听见这种声音。”
“可能，很可能，按时间说，也应该不远了。”
他们攀上一道马鞍型的山岭，果然看到远处有一道较为宽阔的山谷，在低垂的云雾下，闪着一弯银带似的白光。那想必就是与他们生死攸关的大渡河了。刚才听到的激越而沉重的隆隆声正是从那里传来。
此处山高风疾，把刘伯承的雨伞吹得东歪西倒，都有点拿不住了。聂荣臻的斗笠更戴不住，只好推到背上。
“很可能那就是安顺场了！”刘伯承指了指南岸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说。那里在暮色里已经亮起了几点桔黄色的灯火。“我看，把任务布置下去吧。”聂荣臻说，“今天晚上是不能休息的。”
刘伯承点点头，立刻命令薛枫：“快，把杨得志找来！”
不一时，一个短小精悍约有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军人跑了上来。他圆乎乎的脸上，生着一双略略挑起的剑眉，隐藏着一股英气。他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小手枪，背上斜插着一把大刀，刀把上垂着一条长长的红绸子。他来到刘、聂面前，恭恭敬敬地打了一个敬礼。
刘伯承和聂荣臻都很熟悉他。他是湖南醴陵一个穷铁匠的儿子，从小跟父亲走乡串街地打铁，十四岁就到安源煤矿给人挑煤炭。一个年轻孩子，肩上经常要挑一百六十斤重的东西，还不断挨骂受气。这样，传说中的“穷党”就成了他朝思暮想的对象。南昌起义失败之后，这个“穷党”终于来到他的身边，他就同二十几个修路工人一起，跑到朱德、陈毅的队伍中来了。四个月后，这支队伍就在井冈山下同毛泽东的队伍会合。杨得志不象别人那样有越级提拔的机会，他是从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连长，硬是半级也不拉地升上团长来的。他的文化程度不高，靠的是一贯的骁勇善战。因为勇敢、不怕死是这支军队许许多多的同志们告诉他的道德标准，他是牢牢地接受了的。他背上斜插着的那把明亮的大刀，不妨说是他精神的象征。按说，作为团级指挥员，已经无此必要了，但他仍然不舍得丢，每到战斗严峻时刻，他就会从背上嗖地抽出来，“跟我来呀，同志们！”他的喊声和那团耀眼的白光就会显示出无限的威严。他在学习上，也不愿后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心爱的小本子，经常带在身边，那上边，凡是他亲身参加的战斗，几乎每一次都有经验教训的记述。虽然他没有上过什么军事学校，但实战经验之丰富，简直可以同一切优秀的团指挥员相媲美了。
“杨得志，你们团够疲劳了吧？”刘伯承温和地说。“可不是，部队一停下来就睡着了。”杨得志说，“有一个战士掉到水沟里，还睡得呼呼的哩！”
“这也难怪，走了一百四十里嘛！”刘伯承说着，指了指云雾中亮灯的地方，“不过，今天夜里就得把安顺场拿到手，准备明天强渡。”
“好！”
杨得志答应得很爽快。他接着报告，安顺场只有敌人一个营，还是地方部队。对面安庆坝，有敌二十四军一个团，团部驻在下游十五华里的苏家坪。说过，他谦虚地说：“首长看怎样打好？”
“我倒要先听听你的。”刘伯承说。
“我嘛，”杨得志笑了笑，“我跟我们政委黎林同志倒是研究了一下。准备由我带第一营袭击安顺场；第二营由黎政委率领在敌人团部对岸佯动；第三营在后面作预备队，并且保卫司令部。”
刘伯承听了，望了望聂荣臻，看他微微颔首表示同意，就说：“就这么办。不过，杨得志呵，你要知道，要吃核桃就得有个锤锤，当前最重要的是船。”
说过，又伸出一个指头在杨得志面前晃动着：“船！你明白吗？”
杨得志严肃地点了点头。刘伯承又说：“你告诉一营营长孙继先，第一，歼灭了安顺场的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