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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小吴从伙房里打了一小桶热水，又泡了一杯浓茶，贺子珍洗了手脚，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就趁机转变话题，提起他平时怀念的几位老人，因为这几位老人，还有一些女战士同贺子珍一样，都是随部队休养连行动的。
“子珍，现在徐老怎么样，他走得动吗？”
这里讲的徐老，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习时他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一向很敬重他。这不仅因为他是两座长沙师范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或夺的凛然正气。他从小就痛恨中国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立志只教书不做官，故取名特立。由于愤恨时弊，力促宪政，他曾经断指血书而惊动长沙。至今他的小手指还短了一截。他五十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差不多是长征行列中最老的老人了。他究竟能否适应这场长途奔驰，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一提起徐老，贺子珍就禁不住笑了。
“徐老真是个有趣的人！”贺子珍笑着说，“他那么大年纪了，精神劲大得很，给了他一匹马，他也不骑。”
“为什么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知道。”贺子珍摇摇头，“别人劝他骑，他就说骑马腰疼，不习惯。后来，他还让他的小马伕骑上，他拉着马走。”
贺子珍说着，可能是想起徐老的那副样子，又笑起来了。
笑过又说：“润之，我看你什么时候见了面劝劝他吧，老人家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
毛泽东连连点头。贺子珍又说：“徐老不光不骑马，一到宿营地就到伙房帮助烧火。一边烧火就一边教炊事员们认字。每人一天要认一个字，这是他规定的，学不会就不算完。徐老真是个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
毛泽东喟然叹道：“我的这位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为国为民，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滚烫的。最可贵的，是他在我们党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入了党，不少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而他是越磨砺越坚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抽着烟，随便地半躺在地铺上，吟味着徐老这个人物。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起了谢老。谢老的年龄仅次于徐老，今年五十四岁，前清末年虽中过秀才，以后也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他很早就在党中央编辑党刊《红旗》，到了中央苏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在毛泽东住在古庙里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他们也常常一起倾谈。
提起谢觉哉，贺子珍嫣然一笑，说：“谢老可真有意思。他平时不言不语，行军时若有所思，随身带着毛笔墨盒，一有休息机会就低下头写起诗来。从土豪那里缴获了几个帐本，叫他当了日记本了，每天要记下好大一篇呢！”
“好，好，”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我们这次西征，已经跨过几个省了，要把这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也怪有意思！”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着问：“董老怎么样？董老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常写诗吧！”“他也写诗，可是他没有时间哪！”贺子珍说，“他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全连一百七八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人，又是马，又是担架，大小事都得从他心上虑过。他对纪律抓得最紧。每次出发，一间间房子他都亲自检查，门板上起了没有，稻草捆起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东西损坏了没有，照价赔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到你当面质问，为什么破坏红军的纪律，那是毫不客气的。”
“董老太难得了，他是品格高尚，言行如一。”毛泽东赞叹道，“象你们这样一个连队，那是最麻烦，最啰嗦，最难办的，给谁说谁也不愿干。可是恩来同志跟他一谈，他就接受了。他说，‘我就是一块破布，一块打补丁的布头。我就是补洞洞的。你们叫我补帽子，我就补帽子；你们叫我补裤子，我就补裤子。反正什么工作也要人做，洞洞也要补，俗话说，小洞洞不补，大了两尺五嘛！’”
“董老确实了不起！”
由于兴奋，毛泽东黑瘦的脸上，泛着一层红光。他从铺上坐起来，感情深沉地说：“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找的。也是共产党有幸，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我们党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和群众结合起来怎么会不胜利呢！”
说到这里，贺子珍那双晶亮的眼睛闪射着小火花似的光芒。她望着毛泽东说：“润之，这个长江我们能过得去吗？”
“过得去！子珍，我告诉你，一定过得去！”毛泽东充满顽强自信地把手一挥。“当然，不好好打几仗，不敲掉他几个师，那是过不去的。我要一个一个地来收拾它！”
小吴已经把晚饭打来。揭开那个毛泽东常用的蓝搪瓷多层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苞谷饭，还有一盒炒萝卜丝。毛泽东嚷道：“我的辣椒呢，小鬼，快把炸辣椒拿出来，招待招待我们的客人嘛！”
“有，有，”小吴立刻端过来一大碗又红又亮的炸辣椒，嘻嘻笑着说，“这是少不了的！”
的确，不管饭菜如何，只要有了炸辣椒，毛泽东就眉开眼笑心满意足了。夫妇两个吃起来，不一时，毛泽东就满头大汗。他望望贺子珍，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筷子问：“你觉得刘英同志怎么样？”
“这同志蛮好，蛮热情的。”贺子珍说，“今天要不是她，我还可能来不了呢！……你问她干什么？”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我想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
“你说是谁？”毛泽东笑着反问，“这里，就剩下洛甫同志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了！”
贺子珍沉吟了一会儿，说：“好是好，就怕刘英不同意。”
“为什么？”
“她最怕生孩子。今天在路上她一见我就说，遭罪呀！遭罪呀！反正我是不结婚的！”
“当然不要马上结婚。我也不准备正面提出，只是给他们创造一种条件。”
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地说：“我已经同富春同志商量过了，现在还缺一个秘书长管生活的，我们准备把刘英调来，她一个女同志在下面跑也太辛苦了！”
饭后，天已经黑下来。贺子珍提出当晚要赶回连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第二天破晓，在一片鸡鸣声中，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村边，扶她上了一匹小黄马，一面嘱咐小吴送她回连。这时，全村的鸡鸣此伏彼起，正以迎接光明的热情唱起嘹亮的晨曲。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子珍：“它们叫得多起劲呀，你能听出它们有什么特殊么？”
“我听不出来。”贺子珍在马上微笑着说。
“我也听不出来，不过这就叫鸡鸣三省呀！”
（十九）
一九三五年的二月六日，正是春节大年初三，中央红军冒着鹅毛大雪来到扎西。磅礴的乌蒙山已是一片银白世界。要在和平年代，飞雪迎春，该是多么富有诗意，而此时此刻，对衣着单薄的红军来说，是又多了一层严酷了。
扎西，一名威信，在乌蒙山麓扎岭之西。说是一座县城，没有城池；说是一个镇子，不过三百来户人家，星星散散分布在一个个盆地上。周围都是农田，市街狭小，房屋破旧，只有几家铁匠铺和两座寺庙。它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