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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同志要我们尊重事实，但是他却忘了一个最大的事实，就是把中央苏区丢了，我们不得不千里跋涉，来到这个地方。他把这一切都说成是战术性的、枝节性的，好轻松呵！
这真是彭德怀同志说的‘崽卖爷田心不疼呵！’“
聂荣臻望望博古和李德，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这里我就说说你们‘以堡垒对堡垒’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得到了什么结果。就以丁毛山战斗为例，敌人修了堡垒线，我们也修了堡垒线与之对抗，结果打了一个多星期，完全得不偿失。我到阵地上亲眼看到，三团一共九个连就伤亡了十三名连级干部。气得一个排长说，不知捣啥鬼哩，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群众的这些意见，我们都向上反映了，我们自己也向上面写过信，提过建议，可是你们听吗？
你们硬是充耳不闻，因为你们心目中就没有群众！“
聂荣臻说到这里，又凝视着李德，带有嘲讽意味地笑了一笑：“李德同志，我还要说一说你的得意创作短促突击。为了贯彻你的这个指示，你还亲自到我们军团上过课。你的意思是，等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去突击他一下再收回来，可是你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兵力就暴露在敌人的堡垒之下。古龙岗战斗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一次我们本来想伏击薛岳四个师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执行的是短促突击，敌人很快就缩回去了，结果歼敌不多，我们自己却遭到不小伤亡。如果是诱敌深入，我敢肯定说，这部分敌人是回不去的。”
聂荣臻非常惋惜地叹了口气，好象还为未能歼灭这股敌人感到遗憾。接着，他又讲，对福建事变，没有积极地从军事上配合，也是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重要原因。他认为，福建事变发生在五次反“围剿”之初，如果善于处理，不但可以胜利地粉碎敌人的“围剿”，还可以使南京政府受到巨大的打击。当时中央倒是从政治上把握住了这一关键，可惜的是没有从军事上配合。讲到这里，聂荣臻叹口气说：“当时还说什么蒋介石是大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小军阀，第三势力可以迷惑一部分人，比蒋介石更危险，用不着给小军阀当挡箭牌。你说可笑不可笑！当时蒋介石把‘围剿’我们的部队调往闽西，我们在敌人的侧面，看得清清楚楚，一路一路，真好打呀！大家都说，再不打机会就没有了。可是上面硬是不让打，说是帮助了小军阀。你看这种思想‘左’到了什么程度！……”
由于聂荣臻平时很少发表激烈的意见，他今天的发言自然具有更大的分量。
“我也从这里说起吧。”彭德怀瞅了李德一眼，两道浓眉微微地皱了一下。“福建事变以前，蒋光鼐和蔡廷锴就派人来谈判了，说他们要反蒋抗日。我还请这个代表吃了饭，用大脸盆的猪肉招待他。中央回电说我不够重视，招待不周。可是不久，这个代表到瑞金谈判，中央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你们一时说我不够重视，一时又说他们比国民党还坏，我就弄不懂反蒋抗日有什么不好，你们的歪道理就是多哟！”
他的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听说，古今中外的战术家都讲究集中兵力，而李德同志却要我们分散兵力。”彭德怀接着说，“过去毛主席指挥，一直把一、三军团摆在一起，李德同志却把一、三军团分得一东一西，搞所谓两个拳头打人。团村战斗，敌人三个师十五个团一共四万多人，我们三军团四个师一万多人，我们的部队冲进敌人阵地，敌人立刻乱了营，我在指挥所一看，只见敌军人马翻天，就是看不见我们的人在哪里，虽是猛虎扑进羊群，可是羊太多也难捉住。真可惜呀！当时如果有一军团在，敌人的十五个团可以全部歼灭，也就不会转到这里来了！”“确实是这样！”聂荣臻也点头叹息道，“我们那里也有几次好机会，都因为三军团不在没有成功，太可惜了！”
彭德怀继续说：“说实在话，我开始很纳闷，不知道李德同志究竟是怎样指挥的。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坐在屋里，看看图，用比例尺在图上划一划，连迫击炮放在什么曲线上他都规定得死死的，一点不许变动。他不知道我们缴获的十万分之一图，就根本没有实测过，有时方向都不对。他的命令一下，就叫你赶到，根本不考虑部队还要吃饭，还要睡觉，走不走得到。洵口战斗那次，我确实很生气：敌人有一个营眼看快消灭了，他非让我撤下来，去打硝石，连半天时间都不给；而那个硝石，是个死地，它在敌人堡垒群的中间，周围驻着敌人八九个师；我去电坚决反对才没有去，否则三军团就会被敌人全部歼灭。进攻南丰城，幸亏我留了一个新兵团在手上，坚决守住一个山口，不然一军团也有被歼灭的危险。”说到这里，彭德怀两眼直视李德，说：“李德同志，你刚才说红军到今天保存了有生力量，好象是你指挥的成绩，叫我看，要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对你的抵制，红军早叫你断送完了！”
“这些都不谈了，”彭德怀挥挥手说，“我还是谈谈广昌战斗吧。敌人集中七个师一个炮兵旅进攻广昌。我再三说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硬是不相信，要我们修永久性的工事。博古同志还亲任临时司令部的政委，李德同志实际是总司令。结果打了一天，从早上到晚上，敌人的飞机每次来六七架轮番轰炸，所谓的永久性工事就轰平了，在里面守备的一个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没有出来。部队突击了几次也没有成功，伤亡将近千人。晚上，博古、李德同志约我和杨尚昆同志谈话。一见面，李德还是那一套，什么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啰，组织火力啰，我说，组织什么火力呀，根本没有子弹！那天，真把我气坏了，我也豁出去了，我说，李德同志，自从你来了以后，你没有打过一个好仗！敌人是五十万人，我们是五万人；敌人有全国政权，我们是二百五十万人一个苏区；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连子弹都没有；我们怎么能同敌人拼消耗呀！今天的实际你可看到了吧！你完全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苏区开创快八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六年了，你要把这一切都断送掉！‘崽卖爷田心不痛’，就是我那次讲的。讲了以后，我看李德并不生气，就知道伍修权同志没有全翻过去，我又让杨尚昆同志重翻了，果然李德就咆哮起来，直骂我：”封建！封建！‘还说因为免了我的军委副主席我不满意才说这些话的。我说，呸！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确实的，那次我把一套旧军衣放在包里，我是准备随他到瑞金去，随他开除党籍，开大会公审，杀头！……“
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使刚才凯丰和李德的发言掀起的波澜平息下去，就象是大海里涌起的两朵浪花勇猛相击后归于平静一样。朱德早就准备着发言，一次一次都被别人抢到头里去了。在他那忠厚纯朴的多皱纹的脸上，简直象风雨表一样，随着发言的内容，时而笑得很甜，时而皱起眉头。刚才凯丰和李德的讲话，竟使他的脸拉得老长，坚实的颚骨绷得紧紧的。现在听着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发言，脸上的线条又自然而然地展开了。接着，他在大家的笑声中开始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内容尖锐语调却极平和。他说，我们红军的人就是要以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运用战术。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能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毛主席就是从实际出发创造了我们的战术，所以前几次“围剿”都打赢了。很可惜，第五次反“围剿”，把这些流血的经验抛弃得干干净净，所以才受到这样大的惩罚。今天要挽救危局，理所当然地应该让毛主席出来参加指挥。
总司令的发言，使大家不自觉地鼓起掌来。
接着，李富春、刘伯承等许多人都发了言。周恩来再一次发言，完全同意毛泽东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批判，并支持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壁上的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六下，沉在会议中的人们，蓦然抬头，才看见玻璃窗已经透进微明。天花板下的那盏吊灯里油已经不多了，火盆里的炭火也只剩了些余烬，人们这才觉得有些寒意。在走廊里烧水的警卫员们提着一把大壶走了进来，给每人倒了一大杯热茶。
“你们听，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