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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的去世对这个原本就备受压力的家庭是非常沉重的打击。一家人搬到波特兰后，莱纳斯和他的两个妹妹尚未适应新的城市和新的学校，一下子离开熟悉的小朋友也使他们很不习惯。莱纳斯不喜欢波特兰。经历过康敦晴朗干燥的天气和冬天美丽的雪景，他难以忍受波特兰长达六个月的晦暗阴湿的雨季。在康敦，他是富商的儿子，又是小学里的神童；然而在波特兰，他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
贝莉受到的打击是双重的：赫尔曼死前三个月，她失去了自己的父亲莱纳斯·威尔逊·达令。虽然她和父亲一直感情疏远，但接连失去两个亲人，要在没有经济来源和感情支持的情况下单独抚养三个孩子，这一困境使她心力交瘁，无法支持。赫尔曼死后不久，她患上了严重的忧郁症和慢性病，从此再也没有能恢复健康。
贝莉和孩子们在经济上很快陷入困境。清点遗产后，她发现自己必须在没有房子、没有经商能力、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维持生计。起先，她雇了一个人，把赫尔曼的药店继续开下去，但很快就难以为继。她只好把店卖掉，筹集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数目不算小的储备金。但这些钱并不能无限期地维持家庭的开支，只有进行适当投资产生效益，才能满足全家的衣食住行所需。因此贝莉最后采取了当时对她来说也许是唯一可取的投资方式，几乎倾其所有买了一幢大房子，既供自己家居，又可把多余的房间租出去，自己则勉为其难地担当起家庭主妇的传统义务——烧菜煮饭，打扫卫生，照料别人生活。她办起了一家供房客膳宿的寄宿房。
对鲍林一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折。仅仅在几个星期内，就从吃喝不愁的小康之家一下子跌落到贫困的边缘。由于贝莉不善理财，情况就变得更糟。她在市郊一个肉市场附近买了一幢有六间卧室的三层楼木房，为此她付了5250美元的现金，还借了2300美元的抵押贷款。这一笔购房款超过了房屋估价的三倍。她拿出更多的积蓄来添置各种昂贵的用具，包括全城尚未见过的电气灶具。她还雇了一个女佣来帮助烧饭和打扫。靠着父亲去世留给她的一小笔遗产，开始时她尚能勉强支撑，定期偿还抵押借款，对付每月的开销。但是她很快发现，每月的租金收入根本不敷支出。
购置和经营寄宿房这件事耗尽了贝莉的最后一丝力量。她出现了全身衰弱的症状，后来被诊断为恶性贫血症。患了这种病的人，血液会出现异常，身体不能正常吸收维生素B12。从而人的元气大损，变得极度疲劳，四肢乏力。到后期，还会出现情绪不稳，记忆丧失，甚至发展成精神病。当时对这种病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叮嘱她长期休养，还要她多吃牛羊肉，以促进红血球的生长。孩子们至今回忆起来还印象深刻：母亲经常吃大量的猪肝，用生牛肉末做的“生肉三明治”以及沾着鲜血的面包。
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贝莉越来越变得像一具活着的幽灵，毫无生气。开始时，她还力图重现过去有过的某些家庭之乐：她努力筹划，让孩子们过上愉快的圣诞节；带孩子们到奥斯维加祖父母家度周末；举行家庭演唱会（露茜尔弹钢琴相当棒，波琳弹奏四弦琴，而莱纳斯则喜欢唱歌）；有时还与孩子们的叔叔、姑姑、堂兄妹一起到附近的山区旅游。莱纳斯对他们全家去奥斯维加的海滨城镇基尔哈特度过的那个暑假留下了特别愉快的记忆。全家住在朋友免费提供的一幢房子里，他去码头钓鱼，到潮泽池和防波堤玩耍，在沙滩上长时间地读书遐想。这是赫尔曼死后全家一起欢度的唯一一次暑假。
然而，由于孱弱多病的身体和沉重的精神负担，贝莉再也不能给孩子们多少欢乐了。1915年左右，莱纳斯的表兄摩根曾在他们家里住过。他回忆说，在他呆在那里的一年时间里，他没见过贝莉笑过一回。
莱纳斯的妹妹波琳回忆说，在父亲刚去世时，孩子们没有人管，像“野孩子”一样地整日在街上疯玩。贝莉不懂得怎样作母亲。另外，心力交瘁的她没有时间和精力——可能也没兴趣——去学习怎样作母亲。她根本不知道怎样抚育一个男孩使他健康成长。至于带女孩，她也不见得好到那里。当波琳和露茜尔开始来月经的时候，贝莉神秘兮兮、慌慌张张地胡乱说了一通，弄得她们又恐慌，又迷惑，觉得这必定是只有她们家的女人才遇到的灾祸。波琳回忆说：“我觉得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事。”
后来贝莉只得辞退女佣，让孩子们帮助烧饭、打扫和做各种杂务。她不作任何解释——她实际上没有精力这么做。而莱纳斯和波琳对母亲整日不停地唠唠叨叨和埋怨特别感到心烦。
到后来，孩子们还必须外出打工，帮助家里支付各种账单。在贝莉的坚持下，莱纳斯13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挣钱了。他在保龄球馆里放置木瓶，投递报纸，分发邮件和牛奶，在肉店里卖肉，周末在当地影院里放电影。除了放映员这一工作以外——莱纳斯喜欢看电影，特别喜欢看喜剧片和惊险故事片——他对其他工作都非常厌烦。频繁地变换工作似乎成了他的一种嗜好。
波琳是一个精力充沛，性格外向，漂亮自信又喜欢卖弄风情的姑娘，她每年暑假都要打工。在高中时她特地停学一年，在当地一家工商学院学习速记和打字。不过，她挣得的每一分钱都必须交给贝莉，为此她感到非常恼火，一直耿耿于怀。当她17岁时，她和母亲的关系已经到了公开对立的地步。母亲坚持要她与一个35岁左右的富裕男子约会。她回忆说：“只要我肯嫁给那个男人，我母亲什么都愿意做。”然而，波琳一想到要与一个几乎可当自己父亲的中年男子约会就感到恶心。为对付母亲的死纠蛮缠，她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控告她母亲强迫她与一个老头子“过日子”。为此，警探（波琳记得他们都戴着圆顶高帽）来到她家找贝莉谈话，贝莉花了不少口舌才把事情说清楚。
露茜尔在三个孩子中最为温顺和腼腆，在家里总是充当和事佬的角色。莱纳斯和波琳在十几岁的时候都离开了家，唯有露茜尔一直待在家里，学钢琴，教钢琴，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母亲直到她去世。在露茜尔的记忆里，她的长大成人要比她的哥哥和姐姐更加愉快和“正常”。然而，只要一提到母亲，她就会伤心地哭起来。
波琳看事情更加直截了当。“我们能活下来真是个奇迹，”她说。“我们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
孩子们只能自己照管自己了。两个妹妹年纪相近，她们形影不离，说笑玩耍，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又和好如初。年纪稍大一些后，波琳充当起交际花那样的角色，组织和参加游泳和歌咏联欢会，与很多男孩子约会，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以此挣钱养活自己。露茜尔则一心一意投入她所钟爱的音乐，同时还要照料母亲。
莱纳斯变得孤僻寡言。他与两个妹妹没有共同的语言，对她们常常是视而不见。父亲刚死，莱纳斯就开始和母亲拉开了距离。莱纳斯想不起在整个童年时代是否与母亲单独谈过任何重要的事情。他母亲对上学和读书毫无兴趣，认为上学不能挣钱，纯粹是浪费时间。母子之间的交流完全是单向的：妈妈——常常是躺在床上——又是喊又是吓地吩咐孩子们干这干那，莱纳斯很不情愿地消极应付。当莱纳斯长大后，他开始公开漠视母亲。波琳回忆道：“每次妈妈吩咐莱纳斯做点什么事情，比如把木头搬到壁炉边或把垃圾拿出屋去，他总是左耳进，右耳出。隔了一个星期，仍然什么都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