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州“共产党阵线”的名单。所谓的“共产党阵线”，是指那些“与莫斯科并无正式联系却做着同样事情的组织”，包括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好莱坞分会和一些其他的组织，这些组织政治态度温和，还不够资格列入司法部长的黑名单。特尼委员会的做法确实要比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更胜一筹。
特尼最早的攻击目标之一是好莱坞社区广播电台，这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其宗旨是在广播中提供左翼“平民社区节目”。鲍林是该电台的董事会成员。1946年年底，联邦通讯委员会审批该电台的开业执照申请，特尼把审批听证会变成了一个政治竞技场。他把拟议中的电台称为“斯大林的查理·麦卡锡”，并在证词中指控电台的许多组织者是“共产党阵线”组织，特别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成员。鲍林代表电台在听证会上作证。后来当赫斯特报业集团的报纸“错误地”把电台称为“好莱坞共产党广播电台”时，鲍林成功地迫使报纸刊登了更正启事。
特尼委员会随即开始搜集鲍林的档案材料。
甚至在科学家中间，这场公开论战的重点实际上也从原子弹政策转向了反共鼓噪。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在鲍林的帮助下争取更多的科学家加入该组织，这一行动促使《化学通报》刊登了一篇反对文章，文章称该组织“由亲共分子领导”。鲍林撰文答辩，他概略地叙述了个人对该组织宗旨的看法。“我注意到委员会（好莱坞分会）的官员们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写道，“那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深切关心美国和世界的未来，真诚地关注人的福利，而不管他们的种族、肤色和宗教信仰。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鲍林无疑是在说他自己。虽然鲍林也认为委员会的有些成员对“苏联领导人镇压个人自由的残暴政策”批评得不够严厉，但他向自己的同行保证：“我确信这个组织没有被共产党人操纵。”
然而，其他化学家却不像鲍林那样自信。美国化学学会会刊《化学和工程新闻》刊出社论指责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从而引来了许许多多观点对立的读者来信。有些读者一味抱怨“共产主义已经侵人我们这个学会的机体”，鲍林则在一封致编辑的信中重提他的学者式信仰：知识分子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世界面临的问题十分重大、严峻而又难以解决，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理应比普通公民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他写道。“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化学家除了开展作为化学学会会员的本职工作外，还能同时投入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
尽管鲍林设法做了许多说服工作，还是很少有科学家愿意加入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一组织的寿命已经不长了。1947年春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洛杉肌的旅馆租了一个套间作为办公室，“对电影界的共产党活动进行秘密调查”。1947年10月份，当一长串电影明星、制片人、剧作家和导演接受调查委员会的盘问时，美国人纷纷被好莱坞庭审的奇观所吸引，密切注视着整个调查的过程。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鲍林在独立公民委员会内的朋友达尔顿·特朗勃——鲍林认为他是好莱坞最有才华的剧作家之——决心对这些搞政治迫害的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他在准备接受盘问时，写了一篇雄辩的开场陈述词。他说，政客们的反共调查使得首都华盛顿“充满了恐怖和高压‘的气氛……在这个城市里，老朋友在公共场所见面不敢相认，那些对你们的正统观念稍持不同意见的人只能在行进的汽车里或在野外私下交谈，华盛顿变成了又一个国会纵火案前夕的柏林。每一个记得1932年秋季德国历史的人都能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房间里闻到火烧的烟味”。
当特朗勃试图朗读他的陈述时，主持者用木槌猛击桌子，打断他的发言。他和其他九个采取不合作态度的人被集中起来接受进一步的司法审查。后来这十个人被人称为“好莱坞十君子”。
对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那些人来说，在电影界举行的听证会不但是一个个人表演的舞台，而且也是扩大自身知名度的大好机会。调查委员会主席托马斯和其他一些野心勃勃的政客发现，通过反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保卫美国的爱国者，在报上大出风头。他们的攻击目标不仅限于电影明星和联邦政府雇员。托马斯写道：“我们的科学家尽管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很内行，但对共产党的策略和阴谋活动的历史却一无所知。他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去出席会议，签名呼吁，组织或参加各种打着‘自由’和‘进步’招牌的团体，实际上这些团体都属于共产党的统一阵线。”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开始密切注视科学家的活动。毕竞科学家是原子弹秘密的知情者，如果他们把机密泄露给俄国人，那就会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尽管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不管是否通过间谍手段，俄国人迟早会掌握原子弹的秘密——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一部分人率先发现的自然界秘密，不久总会被其他人所掌握，但科学家的这种看法并不能左右调查委员会的立场。托马斯认为，确保科学家的忠诚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而9835号行政命令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当时对科学的资助正转变为由联邦政府拨款——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或者作为政府实验室和特种机构的雇员而领取薪金，或者从原子能委员会和军方取得资助——从而使得成千上万名科学家变成了临时性的政府雇员，必需接受杜鲁门的忠诚检查制度的审查。他们中许多人在不断的安全检查和联邦调查局的现场调查中，被取消了接受资助的资格。
物理学家康顿成为众所周知的第一个牺牲品。康顿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美国物理学会的前任主席和国家标准局的现任局长。他性格开朗，机智幽默，讨人喜欢，在国家标准局的工作也无可挑剔，一般说来他不应成为攻击的目标。但是由于他曾经公开领导了反对梅—约翰逊法案的行动，一些右派政客就把他当作动乱分子。1947年，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有意向新闻界透露了一些有关康顿的诽谤性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些无法查证的传闻和社会关系。比方说，称康顿曾经说过，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检查制度是“病态压抑性”的，并因此退出了曼哈顿计划；他曾经建议让世界各国共享原子技术；他在联邦政府的职位是由左倾的前副总统华莱士推荐的，等等，然而根据这些材料已足够给他贴上“我国安全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的标签了。康顿的私人生活被报纸连篇累胶地披露出来，社会关系也被公开，他的名声遭到了玷污。但是康顿拒绝屈服。包括美国科学促进会、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和一些有威望的科学家（其中也有鲍林）在内的科学界群起为康顿辩护。第二年，匆忙组织起来的一个联邦调查小组正式宣告，他是清白无辜的。
这件事情算是过去了，但整个科技界却心有余悸。如果说，康顿横遭迫害的唯一罪名是他直言不讳，那么，下一个将轮到谁呢？
14 英国之旅
观察的盲区
1947年夏，鲍林和爱娃开始踏上旅程，对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访问。他们这次访问欧洲，既是讲学，又带有度假的性质。有机会躲避一下国内日益恶化的政治气氛，他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一次，两个人仍把孩子全部留在家里让阿莱塔照料。夫妇俩先到纽约，鲍林出席了在那里举行的量子力学基础理论会议。然后，两人搭乘横越人西洋的新式大型远程客机飞赴英国。虽然在英国仍然随处可见战时轰炸的残迹，物资供应也很短缺，但鲍林夫妇在伦敦的逗留却非常愉快。在那里，英国皇家学会吸收鲍林作为荣誉会员，剑桥大学也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6月12日的整个下午，剑桥大学在学校金碧辉煌的理事会大厅举行学位授予仪式。鲍林身穿全套博士礼服，与前英国驻印度总督、葡萄牙大使和其他八位显要人物排成一行，在座无虚席的大厅里穿行而过。他们就座后，开始聆听校方发言人用拉丁语宣读赞美同，其中提到鲍林成功地“解开了……原于结构之谜”。这个十分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成了鲍林访英活动的一个高潮。
访问伦敦以后，鲍林夫妇来到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