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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海伦目睹了这样的情况。鲍林每次作报告时，她几乎都陪同前往并坐在前排仔细倾听。她注意周围听众的反应，观察哪些地方效果好，哪些地方效果差，并在会后进行点评。她认为鲍林的问题是缺乏信心。每当鲍林谈及政治问题时，他就对自己的有关知识缺少把握，说起来理不直，气不壮。比如谈到原子能技术的控制问题时，他总是服从更高的权威，引用其他科学家或政治家的论断而乏陈己见。这样的讲话丧失了他作科学报告时惯有的幽默感，并由于缺少第一手资料而显得不够真实，因此听起来枯燥乏味。在一场效果很差的报告之后，爱娃告诉鲍林：“你缺乏自信。听众的印象是你对自己所说的东西没有把握。”
对爱娃的评论，鲍林一向是认真对待的。他认识到自己必须努力变成一个原子能政治学方面的专家，如同他以前步入免疫学和生物化学等新领域并成为这些学科的专家一样。他开始研究政治、历史、经济和国际关系。阅读有关书籍，政府报告，从《路易斯安那时报》到《纽约时报》的各种报纸，包括《国民》、《纽约人》和《时代周刊》等在内的各种杂志，还阅读由原子科学家联合会出版的名为《原子科学家通报》的新期刊。
鲍林发现，与量子力学相比，原子能政治学要简单得多。此外，影响决策的竞争对手也比较少，无非是政府、工业部门、军方、科技界和公众等方面。每一方都有自己的计划和关注的热点，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并不困难。他发现，只要弄清楚每一方的动机和行动方式，就不难理解人们关于原子弹问题的不同言论。几个月以后，他宣称：“我可以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了。”然而，他的演讲却引来了麻烦。
最早邀请鲍林去演讲的团体之一是一个政治行动组织，名叫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这个组织成立于战后，是代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立法利益的一个院外活动集团，同工会或实业家协会的性质相类似。这个组织的政治立场左倾，它的好莱坞分会主要由自由派民主党人士所组成，中间还夹杂着少数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多数成员来自电影界。特里林①谈到罗斯福新政支持者时说，他们“怀疑甚至否定利润驱动原则，相信进步。科学、社会立法、计划经济和国际合作，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特里林的这些评论主要就是针对这个组织而言的。
①特里林（Lionel Trilling，1905—1975），美国文学评论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31—1975），着有《弗洛伊德和我们的文化危机》、《文化之外：论文学和学识》、《真诚与真实性》等。
鲍林在这个组织的第一次演讲很受欢迎。在随后的答问时间里，有人问他美国武库中究竟存有多少颗原子弹。鲍林回答时作了一个大胆的猜测：也许有100到200颗原子弹，并且在下个年度有制造500颗原子弹的潜力。鲍林的这个估计大大超过了实际数字——当时美国武库中能够用于实战的原子弹不足10颗。一个记者报道了鲍林的估计，使其迅速在媒体上广为传播。当时仍在竭力争取通过梅—约翰逊法案的格罗夫斯将军当然很不高兴，并把自己的不快告知了鲍林。“我对原子弹问题所说的话被错误地引用了，”鲍林在1946年2月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记者对我的粗略估计作了错误解释，并传遍全国。格罗夫斯将军认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然而军方对他言论的不快并未使鲍林感到担心。他写道：“你清楚，我跟原子弹工程毫无瓜葛，完全是一个局外人，因此可以自由地作各种猜测。”
鲍林夫妇由于与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交往而结识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社会活动分子，这些人似乎都信仰鲍林所说的“很合我口味的相当自由化的政治”。于是他们两人都参加了这个组织。对来自小城而又十分爱看电影的鲍林夫妇来说，能与好莱坞明星交往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好莱坞分会的负责人是克伦威尔，他是电影“林肯在伊利诺伊”和“赞达之囚”的导演。分会成员包括凯克纳、罗宾逊、哈佛兰、威尔士和马奇等。鲍林夫妇由于这层关系得以出入制片厂，观看拍电影，在制品人的豪宅里品尝鸡尾酒，在私人放映厅里观看新片预映。他们还与卓别麟聊天，在拉夫顿和兰彻斯特的好莱坞别墅里谈笑风生，还在布朗德比与当时还只是一个自由派演员的里根一起推敲委员会的政策声明。
鲍林对原子科学家联合会的工作并不积极，只投入很少一点时间；而对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的事却非常投入。他按时参加例会，协助起草行动目标和政策。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好莱坞分会科学部的副主任，并与弗朗克·锡纳特拉、曼①、埃灵顿②罗斯福夫人③等一起成为该组织的全国董事会的成员。
①曼（Thomas Mann，1875—1955），德国小说家，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衰败，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因抨击纳粹政策被迫流亡国外（1933），加入美国籍（1944），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
②埃灵顿（Duke Ellington 1899—1974），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乐队指挥，20年代在纽约自建乐队，对乐队爵士乐进行许多革新，著名大型作品有《黑色、棕色和米色》、《跟上时代的回忆》。
③罗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1884—1962），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社会活动家，曾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1945；1949—l952；1961），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1946－1951），对世界人权宣言（1948）的起草和通过起了重要作用。
爱娃·海伦觉得，与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和他们的穿着随意的夫人们相比，这些名流有趣得多，因此她乐于与他们交往。然而鲍林却不一样。经过一段短暂的兴奋之后，他感到多数好莱坞人知识浅薄，发现这些人对什么事都有兴趣，唯独对科学兴味索然。尽管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包含“科学”这个词，但它从未能吸引很多科学工作者加入。这也许是由于该组织不久便被贴上了共产党阵线的标签，也许是由于出现了原子科学家联合会这个政治性的科学家组织。鲍林是艺术、科学和专业人士独立公民委员会在理工学院的唯一会员，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位成员回忆说，有一次，在某个董事家中花园里举行野餐会，鲍林夫妇应邀参加。他看到爱娃在餐桌旁与其他来宾谈笑风生，而鲍林则独自一人远远坐在游泳池的另一端。来宾们似乎都怕与这位大科学家交谈。鲍林与客人进行的仅有的一次热烈讨论发生在他和另一位来宾的十几岁的孩子之间，讨论的题目是高中化学。
深入社区广场
1946年10月初，尤里打电话给鲍林，询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原子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由此把鲍林的政治活动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鲍林知道，这个委员会由从原子科学家联合会成员中遴选出来的精英组成，包括西拉德、尤里这些著名科学家，并由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爱因斯坦关于公开分享原子技术的雄辩讲话在争取公众支持麦克马洪法案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委员会的任务并不是为政府制订政策，而是向老百姓说明原子弹所带来的各种新问题，正如紧急委员会的成立声明所表明：“我们的世界正面临危机，而那些掌握决策权的政要们却尚未意识到这一点。被释放的原子能已经改变了一切，唯独我们的思维方式仍原封不动。人类由此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灾难……人类如要继续生存并走向繁荣，确立新的思维方式已刻不容缓。”
委员会偶尔就军备竞赛的危险性，控制原子武器的国际协定的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一些声明，这些声明借助爱因斯坦的崇高声誉而受到媒体的广泛重视。除此以外，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筹集经费以支持公众教育的各种刊物，诸如《原子科学家通报》等杂
鲍林把委员会的邀请视为巨大的荣耀，欣然接受了。他十分敬佩爱因斯坦。与少数几个科学家而不是与一个大型组织共同工作也很合他的心意。而且，参加紧急委员会也不致过于分散从事科研的精力。尤里向鲍林保证，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只需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