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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学院塑造了鲍林的职业生涯，而密立根对学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密立根的父亲是衣阿华州基督教公理会的一名牧师，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科学家和能干的管理人员。他领导加州理工学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亲手把它从一个充满生机的小学校变成了全国主要的一个学术中心。在外人看来，密立根就是加州理工学院——有人称之为“密立根的学校”。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在他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在一段时间里，他代表了美国公众头脑中的科学家形象。他下巴方正，满头银发，看上去像一个“博学睿智和德高望重的银行家”。就像《时代周刊》在1927年一篇封面文章中所称的那样，他生来就具有商家特有的那种口若悬河的本领，又有中产阶级技术官僚的灵魂。密立根谈论科学的时候更像在传教，在广播电台，在“扶轮国际”分会的午餐会上，在大众杂志上，在花卉协会的聚会上，他都是这样。他是公开承认自己信奉上帝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骄傲地指出，科学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以说服别人出资捐钱为乐。他代表了新生的科学家出身的官僚，他们将在20世纪中叶在学术界和政界崭露头角。他要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人类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刺激并加速科学成果在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应用。”
他的这一主张在南加利福尼亚的银行界、商业界、工业界和专业人员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海耳正是在这些富裕的捐款人的支持下首创了加州理工学院，而密立根不仅确保了这种资助能够延续不断，而且还增加了许多倍。他是筹措资金的大师，他能够投听众所好，利用他们的自尊、贪婪、虚荣，甚至是种族偏见。他说，南加利福尼亚是上帝、物理的聚会之地，天命所是，希望之乡，在地理、气候和人口上都适合成为一个大熔炉，科学进步、商业灵感和基督教价值将共同解决社会顽疾并迎接未来的挑战。密立根告诉那些可能捐款的人说：“就像三个世纪前的英格兰，当今的加利福尼亚标志着雅利安文明的最西部的边睡。”在这里，西方的白人文化将与东方日益增长的经济交汇在一起，大家都会受益。在这里，大型工厂将拔地而起，荒漠将被改造为繁华之都。所有这些当然需要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他相信，加州理工学院是创建天堂的实验室。
密立根能够在纯粹的科学研究和工业利润之间杜撰出令人心动，但实际上含糊不清的前景。他从不承诺会有某一个具体的研究成果，然而他能让那些富裕的捐款人觉得给加州理工学院的赞助是一笔对当地未来经济繁荣的精明投资。他们相信他的布道。加州理工学院校董会的一个席位成了当地最富有的人的一种荣誉象征。在整个20年代，金钱滚滚地流入了学校。
加州理工学院公司化的管理体制使这种科学与商业的结合成了一种固定的形式。密立根在刚来的时候就拒绝采用校长这个一般的学术头衔，坚持由同样数目的商人和教师组成的一个行政委员会来管理学校。他这所学校的领导将不是校长，而是一个他自封的更为商业化的头衔，执行董事。青年教师经常昵称他为“长官”。学校各系都由，些理事会领导，正教授和系主任享有相同的投票权。系内事务由教师委员会监督。这种有意识制定的公司体制降低了集中领导的重要性，更强调集体领导的成果。工商界人士非常喜欢这一种形式。
他们还十分欣赏“长官”所擅长的利用新闻媒介的能力。1932年，报刊发行人亨利·卢斯认为更多的工商界人士希望了解加州理工学院的情况，因此，他让密立根送一些材料给他发表在《财富》杂志上。对密立根来说，一篇新闻报道是远远不够的。“我对他的答复是，……该做的是派一个人到这里来住一段日子，”他回忆说。卢斯派了一名他最好的记者——不久，他成了《财富》的编辑——密立根让他在教师俱乐部住了一个半月。密立根对记者的精心安排得到了回报。发表在1932年7月的关于加州理工学院奇迹的文章不仅仅是一篇吹捧之作；它是一首颂扬科学进步、色彩斑斓的长篇诗歌。加州理工学院是“富商巨贾培育的科学殿堂……在威尔逊山下的平原上，雅典和迦太基、亚力山大和吴哥、罗马和巴黎、卡特莱斯和伦敦的历史正在重演。……学院无所畏惧。它带着一种成功和富裕的姿态迎接陌生人。学院勇往直前，典型的西部风格。它无所顾忌地敲打着宇宙的大门，就像贝多芬著名的四重奏中的主旋律。”文章在介绍鲍林时说：“在晶体和分子结构方面的研究使他在去年赢得朗缪尔奖，他已成为全国最优秀的青年化学家。”
在大萧条期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一台蒸汽挖土机的一侧，一个虔诚的墙头艺术家写道：“耶酥救世。”在下面，另外一个人用粉笔加了一句：“但功劳归之于密立根。”
不过，即使是密立根也不能使加州理工学院从大萧条中幸免受到不利的影响。随着利率直线下降，学院投资的受益急剧萎缩；它投资的股票和债券只剩下一半的价值。加州理工学院最大的一项收入来源，木材大王阿瑟·弗莱明巨大的委托基金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这使学校行政深受震动。1932年，学校的赤字达到80000美元。几乎所有的建设都停了下来，包括计划中的对诺伊斯化学楼的扩建。研究费用和旅差费用一减再减，密立根还请求所有的教师接受百分之十的减薪。鲍林不得不同意减薪，每年从学校得到的4500美元的研究经费也所剩无几，同时还放弃了学校答应的每年500美金的差旅费。
此时，鲍林正全副身心地投入自己的工作，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急剧膨胀的研究队伍扩充办公场地。他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兴趣来同情上司面临的预算问题。他声言反对减薪，不愿意自动放弃差旅费，并明确表示对日益萎缩的研究资助不满。诺伊斯、密立根和海耳使出浑身解数让他高兴。有一阵子，海耳和其他一些理事从自己的口袋中掏出钱来资助鲍林的研究，而且当化学系新楼停工之后，海耳在他新的天体物理学大楼里腾出教室来作为鲍林的实验室。
密立根加倍努力地在他的企业界朋友处筹措资金，但是大萧条使他的蓄水池也干涸了。从政府那里得不到多少钱，而且密立根认为科学家无论如何不应该和公众在同一个马槽中进食。
不过，学校终于找到了另外一个巨大的基金来源——这笔钱将帮助加州理工学院渡过难关，并且将改变鲍林的学术生涯。
8 生命科学
一大笔钱
约翰·洛克菲勒碰到了麻烦。他巨大的俄亥俄莱马油田产出的原油含有大量的硫，闻起来就像臭鸡蛋。大家称之为臭鼬汁，没有人购买。他的炼油厂不能去除这一种臭味，因此，面对成万桶毫无价值的原油，洛克菲勒束手无策。
一群在他印第安纳工厂的化学工程师请他出资以便寻找一种去除异味的方法，洛克菲勒拒绝了，因为他不想再将钱扔到水里去。但是，有几个工程师继续在业余时间钻研这一问题，并在1913年成功地找到了一种“裂化”石油的方法。这一新工艺不但去除了恶臭，而且使汽油的产量翻了一番。目睹这一成果，洛克菲勒茅塞顿开，几乎在一夜之间，他成了科学的坚决支持者。
这位工业大亨在晚年常常思考该如何来支配多年积聚起来的巨大财富。在他的亲自过问下，他建立的数额庞大的慈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洛克菲勒是一个基督徒，然而更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并不希望把自己的钱施舍给那些有困难的人；他希望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消灭这些根源。他希望自己的投资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而科学无疑是当代最有效的途径。
20年代，在由哲学教授转变为科学倡导者的威克立夫·罗兹的管理下，洛克菲勒慈善基金开始对纯科学进行大规模的资助。罗兹最大的一笔赞助是投给加州理工学院海耳的帕洛马山天文台的望远镜，而这不过是2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投给这所学校许多笔巨款之一。罗兹喜欢一下子投一大笔钱，而他之所以偏爱加州理工学院是因为他相信——与多数科学家的观点相同——最好的研究成果是由少数几个精英院校的顶尖科学家完成的，而且科学家本人比基金管理者更清楚该如何来开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