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婧螅�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第二年，两人又一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了一次盼望已久的旅行。在此期间，他们访问了那里的公社，回国时带回了许多手工制作的工具，都是友好的农民送给他们的礼物。
鲍林一直在外旅行，又喜欢与妻子待在一起，再加上研究所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一切使鲁滨逊清楚地意识到，一定要找一个对研究所日常事务更加有直接兴趣的人来掌管工作了。对鲍林来说，研究所也许在自己的漫长生涯中是一种荣誉的标志；但是对鲁滨逊来说，研究所干系到自己长远的前程，因而一定要有效地办下去。“鲍林作为所长并未做任何事情，”鲁滨逊说道。“我对他已经完全失望了，然而我又不知道怎样鼓起勇气对他说明这一点，因为我一直非常敬重他。不过，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瞧，干嘛您不干事？这使我们都感到很为难。’他看了我一眼，说，‘嗯，干嘛你不干？你当所长吧。’就这样，我成了研究所所长。”
这就是研究所办事的方式。1975年夏天，鲁滨逊当上了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所长兼经理，而鲍林木人则充当了一名普通理事的角色。
后来的事实证明，鲁滨逊也不是做这一工作合适的人选。鲍林继续东奔西走地作关于维生素的讲演，同时还接受了一些荣誉的称号——1975年秋天，福特总统在白宫给他颁发了国家科学勋章，这是几乎将近30年以前杜鲁门给他颁奖以来，他第一次接受以总统名义授予的官方承认的荣誉。鲁滨逊则劳累和奔波，力图为研究所找到稳定的财源。钞票就是不够用。研究所工作人员已经很少，但大家的薪金都一减再减，鲁滨逊和鲍林带头捐献了自己的一部分工资。到这一年年底，鲍林就完全不领工资了。
然而这并没有给工作人员带来多大的快慰，再加上鲁滨逊不善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形势也就雪上加霜了。鲁滨逊是一位优秀的实验师，擅长于撰写书面的报告和设计有关的实验，但在管理方面并不是内行。此外，就本质而言，他在筹集资金方面的能力并不强，因为他在与潜在的捐款人打交道时缺乏必要的耐心，而且在面对面交谈时，又没有鲍林那种说服对方的本领。他很快发现自己担任所长一点也不轻松，一半时间都花在来来去去的飞机上，身边总带着一只公文箱，向人家要钱，而不是将时间花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我是实验室里最出色的人，”他在回忆中说道，“然而我又不待在实验室里。”
对于理查德·希克斯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他是旧金山迪恩·威特股票经纪公司董事长的行政助理，浑身上下一副光亮时髦的打扮。最近他有了跳槽的打算，意向是医药卫生方面的工作。有一次，鲍林向迪恩·威特公司董事会谈论维生素与健康的关系，这也是希克斯第一次见到这位科学家。希克斯本人就热中于维生素C。1975年下半年，他与鲍林和鲁滨逊接触，提出了一个帮助他们筹资的方案。他说，他们可以开展一个直接邮寄的运动，他本人愿意出力，条件是，在他筹到的资金中，抽出15％作为对他的回报，他的职务是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这也是他对筹资能不能成功所作的估计。“他给人的印象非常好，他对企业界可谓是了如指掌，知道怎样观察和行动，他将会支付各方面的开支，15％的回报不算多，”鲁滨逊说道，“这样，我就可以回到实验室干我的事了。”希克斯在1976年3月1日就正式走马上任了。
研究所在艰难的处境里挣扎，鲍林则继续为维生素C进行公开的战斗。《美国医学协会》杂志发表了一篇分析研究现状的文章，认为维生素C在防治感冒方面的效果非常小。鲍林则就加拿大新近所作的一次双盲试验指出了其中的缺点，同时也强调它的重要性——他用满意的口吻提到，进行这一研究的目的之一，原本是要否定他有关的思想——但事实表明，每天服用1克维生素C而患上感冒的人较少，患上感冒的程度也不那么严重。《现代医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责骂鲍林之类的科学家是“自欺欺人”，指责他们会首先提出一个未经证明的论点，然后要求他人证明这个论点是错误的。鲍林威胁要以诽谤他人名誉罪控告该刊，同时还为该刊起草了一份收回言论的声明，要求在杂志上刊登。这家杂志的社论的确走得太远了；编辑不得不正式道歉，说明自己未更认真地阅读鲍林的书，然后几乎一字不改地刊登了鲍林为他们草拟的收回言论的声明。
但是，这些毕竟是无望真正取胜的被动应战。鲍林希望使用新的证据，特别是关于维生素C与癌症关系的证据，向前走一步。鲍林和鲁滨逊在1975年开始用维生素C对动物进行试验。他们购买了几百只无毛鼠，让它们服用不同剂量的维生素C、维生素E和其他抗氧剂，并用X光照射的方式促其患上皮肤癌。一组老鼠服用的配方中，使用了大剂量维生素和名为“莱纳斯‘鲍林超级营养片”的矿物质，市场上有些人将这种营养片说成是为研究所筹资的手段。另外还有一组老鼠接受海水喂食。这一想法来自于加州理工学院一位校友写给鲍林的一封信，信中提到，海洋无脊椎动物很少有患上癌症的，也许海水中有某种微量元素对它们具有防癌的作用。鲍林决定遵循这一线索作一次试验。
1976年春天，国家癌症研究所派出了一个现场考察组来到鲍林的研究所检查工作。考察组及时地了解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很少，鲍林经常不在所里，员工们抱怨鲁滨逊的管理能力太差。考察组的报告对研究所今后提出资助的申请还是有利的。
与此同时，鲍林收到了从莱汶谷医院传来的一些好消息。进入初夏时节，卡梅隆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分析，表明服用维生素C的癌症病人，与历史性对照组病人相比，存活期要长三倍——前者是210天，后者只有50天。鲍林帮助他把这些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并且同时向《国家科学院学报》和《国家癌症研究所学报》投稿。“看一下这次会有怎样的结果，一定是很有意思的，”鲍林写信给卡梅隆这样说。
两家杂志的编辑很快就说出了他们对试验设计的关注，特别想了解对照组是怎样选取的。论文审稿人怎么能保证，在确定哪些病人被列入对照组以及他们的癌症已经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时，使用的是相似的标准？论文声称所有病人都到了“癌症晚期”，但是谁又能保证，对于历史性对照组中的病人，始终如一地使用了同样的规定呢？《国家科学院学报》的论文审稿人签署了“严重保留”的意见，认为论文在选取对照组病例时没有遵循随机性原则。
整个夏季，鲍林一直与这两家刊物交涉，说明卡梅隆使用的对照组规模是很大的——对于每一位服用维生素C的受试者，对照组就包括了10个病例——而且，卡梅隆选取对照组病例的办法保证了随机性原则得到有效的贯彻。在此过程中，卡梅隆试验成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英国《新科学家》杂志采访了卡梅隆（卡梅隆要求不要透露他本人的名字，以“避免本地许多病人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并且报道说，接受维生素C治疗的100位病人在被断定为处于癌症晚期后，其中有15人又活了一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对照组的1000名病人中，只有4人的存活期达到了这一指标。卡梅隆说，服用维生素C的病人中，将近有10％的人显示出肿瘤缩小的明显证据。这篇文章还引述了其他癌症专家的意见，认为如要在权威刊物上发表这一篇文章，一定会碰到麻烦，原因在于关于对照组还缺乏足够的信息。正如德高望重的牛津大学流行病专家理查德·皮托所说，“历史性对照组这一概念作为胡说八道的根源，世界上莫此为甚。”
为了反驳这些批评的意见，鲍林采取了直截了当和以攻为守的策略。“我现在开始认识到，肿瘤学家对待新思想的态度应当对肿瘤治疗现状负主要的责任：尽管在过去20年时间里，用去了几十亿美元，但是癌症病人的存活期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变化，”他这样说道。
使鲍林惊恐不安的是，爱娃的健康继续在恶化，她为某些不明的疾病所困扰，甚至在鲍林外出期间也不得不整天躺在床上，使她错过了1976年加州理工学院为鲍林75周岁生日举行的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