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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多大的麻烦，但鲍林筹资的活动就不那么成功了。
1973年3月，鲍林拜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鲍林和爱娃带着卡梅隆在苏格兰最早给予治疗的40名癌症患者的病历，抵达贝塞斯达，并将其交给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十几名官员查看。鲍林提议说，也许现在美国就应当进行一些对照试验了。但是，这些官员在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后，声称必须首先在动物身上作试验，如果表明这种治疗方法是安全有效的，然后才能采取下一步行动。鲍林心里想，这些医学专家同样是把维生素C当作一种药物而不是当作一种营养品来看待的，尽管是这样，他还是愿意照他们的要求作分阶段试验。他迅速提出了申请，要求资助10万美元在他新开的研究所里对动物作试验。但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评估人员对这一建议投了票，结果赞成票很少，资助一事未得到通过。鲍林后来根据评估人员指出的缺点进行了更改，并在1叨4年再次提出了申请，申请书照样被退回。1975年和1976年又两度申请，每一次都没有结果。
1973年稍后，卡梅隆本人到美国旅行，顺道和鲍林一起走访了国家癌症研究所。这也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然而，两个人在一起所作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国家癌症研究所学者们的态度与其他医生们的态度如出一辙：在一家苏格兰小医院里偶然出现的几个病例，还不足以证明可以得到大规模研究的资助。卡梅隆在给鲍林的信中读到了他从国家癌症研究所那里得到的印象。他写道，在贝塞斯达，医生们使用着化学治疗、放射治疗和外科手术等手段，他考察了这些“的确使人失望”的办法，“我真不清楚他们到底得到了怎样的结果，这些方法毫无疑问会造成许多细胞变异的现象，病人也随之承受了许多痛苦。”
1973年夏天，鲍林遭受到另一次挫折。美国精神病协会的课题攻关组发表了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批驳了分子矫正精神病学的概念。文中还特别提到霍弗和奥斯蒙德提出的思想。说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很不牢靠的”，他们的实验结果缺乏普遍性，试验的时间也太短，因而无法提供充分的资料，他们公布结果的方式也是“可以探讨的”。鲍林给美国精神病协会的杂志写了一封信，激烈地反驳了这份报告所作的攻击，他谴责了攻关组成员有很深的偏见，他们的报告对一些重要的研究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对于我在1968年论文中提出的矫正分子精神病学的一般理论，对于抗坏血酸价值所作的具体的论证，这份报告既不作介绍，也未作郑重其事的讨论，”他这样写道；因此，他接下去说道，这一报告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等到他这篇文章在第二年见诸报刊时，攻关组报告已经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一些医学界人士再次发表了看法；人们再次得到这样的印象，即跑林关于分子矫正的思想纯粹是胡说八道。
“我应当说，要理解医生实在太难了，”鲍林对一位记者说。“他们习惯于接受人家的说法……他们只相信权威。显然，他们难以理解世界在发生变化。”
1973年夏天，为了促使人们注意维生素C和癌症的关系，鲍林和卡梅隆又尝试了另一种做法。他们避开了卡梅隆难以证明的透明质酸酶理论，强调维生素C是一种免疫反应的增强剂，有助于缓解药物治疗和放射治疗带来的副作用——可以作为现行癌症治疗方法的辅助手段，而不是从根本上取代这些方法。这是非常高明的一步，对治疗和研究癌症的机构不那么具有威胁性，而且更加有实验事实作基础。事实上，人们已经观察到，维生素C有助于改进吞噬细胞的功能，也就是提高白血球在抵御癌症的过程中发挥的免疫力。
但是，这为时已晚。此时，鲍林几乎已经被医学界完全置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虽然他继续在通俗刊物而不是在学术杂志上为自己辩护，甚至愿意在诸如《国民调查》和《午夜》那样的马路小报上，发表记者撰写的访谈录。现在他说的是，适当使用维生素的最佳剂量，并少吃食糖和禁烟，就可以延长美国人的平均寿命20年左右。他本人每天服用的维生素C剂量则已增至6克。在医生们的心目中，鲍林显得愈来愈尖刻，甚至到了可悲的地步。他们一致认为，这样一位伟人堕落为一个江湖骗子，实在太可惜了。
时间到了1974年年中，鲍林的声望和他开张不久的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同时到达了最低点。也许是先前的麦卡锡时代在医学界留下了阴魂，原来安排鲍林对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学生作一次关于维生素C的报告无端地被取消了。原因在于，作为报告会发起者的一个当地的癌症学会，对邀请鲍林作报告的学生们说，他们将不会支付有关的费用。分校校长认为，任何校外团体都无权决定本校学生听讲的内容，因此，他用学校的钱支付了鲍林这次访问的费用。1974年，似乎是对鲍林作出的一个回答，美国为维生素C推荐的日摄入量从60毫克降低到45毫克。
这年春天，卡梅隆又有两篇关于用维生素C治疗癌症患者的论文，被美国的重要癌症刊物作退稿处理。主要的批评意见是，他没有同时作一次双盲试验，而且在测定其疗效时，用于对照组的类似病例是从医院病史档案中选来的——用医学上的行话来说，这是“历史性对照组”。他得到的结果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因为他的大剂量药方仅用在晚期病人的身上，而晚期病人有可能死于心力衰竭或肾功能障碍，这种情况也许与维生素C无关，然而会严重干扰统计的结果。鲍林和爱娃在6月份乘飞机抵达莱汶谷医院，亲自考察了卡梅隆是怎样工作的，并且还帮助他修改了论文的手稿。鲍林从理论的角度强化了有关的论点，并且在手稿上加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就保证卡梅隆的发现能通过有关人员的审查，最后发表在《化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影响》杂志上。
这至少是一件好事，鲍林的研究所也有其需要。他和鲁滨逊在向科研机构筹集资金用于维生素C与癌症问题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由此带来的财政危机已十分严重，他们不得不自己掏腰包来维持有关的活动。显然，是应当采取一些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1974年7月，研究所的小型理事会决定作一些重大的变革。医学科学机构也许不会资助他们的工作了，但是还有一个资金的来源：社会公众。与医生相比，公众对鲍林关于维生素C的思想一直是比较支持的，他们可以直接呼吁公众向研究所捐款。事实上，各种各样负责癌症捐款的慈善机构这样做已有几十年了。如果募捐顺利的话，那么不但不必让研究所关门，而且还可以进一步扩大，开设一所小型的诊所来进行直接的试验。为了充分利用研究所最重要的资产，他们将它改了名，从中删去了“分子矫正”这个词。一方面，因为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攻击而败坏了这个名称的声誉；另一方面，不管怎么说，使用这一个名称，对一些可能的捐款人毕竟需要作很多解释。从此以后，研究所的正式名称为：“莱纳斯·鲍林科学和医学研究所”——这一名称得到鲍林的认可，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筹措资金问题上，将我的名字与研究所联系在一起，看来还是有利的。”
鲍林对研究所的感情包含着多种的因素，一方面，为了使维生素C的研究走上正确的轨道，建立这么一个机构是完全必要的；在另外一些方面，这也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就职位而言，他是研究所所长，但他不喜欢行政事务性工作，因此对日常出现的一个个问题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我不想在无谓的细节上浪费掉时间，”有一次他对一位采访的记者不无自豪地这样说。“而且，我认为，这也是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一个秘诀。”他更喜欢将时间花费在旅行和谈论科学问题和维生素C的讲演上。他一直坚持对化学键和其他问题的研究，每年都要发表若干篇论文，余下的时间则是与爱娃一起度过的。
此时，他比过去更加关心爱娃了。几年来，爱娃的健康不时地成了他一块心病；她在1967年下半年曾遭受一次小中风——这是一场令人可怕的经历：午夜时分叫来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到圣地亚哥的医院。不过她很快就痊愈了——随后，在1972年，爱娃又接受了一次白内障切除的手术。在她眼睛生病期间，他俩在牧场度过了一段较长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