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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算是他向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们说声再见的一种方式。
在许多方面，斯坦福大学的情况要好得多。不说别的事，帕罗·阿尔托离开他的大苏尔牧场就要近得多。他和爱娃频繁地往返两地之间就不再那么费事了。化学系的老师对他的加盟也感到非常高兴。在私立学校里，退休年龄不再是一个问题，他再也碰不到与校务委员们磨擦的麻烦。再说，旧金山地区的政治气候还是比较平和的。
但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鲍林不得不与他人达成一笔交易，就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半的钱，再加上得到的全部资助，用来支付有关人员的工资。一年之后，工资就根本没有保证了。仅有的实验场地又很小，而且与化学系主楼是分开的。
鲍林心里想，关于分子矫正的项目一旦能得到资助，情况就会有好转。他和爱娃在帕多拉谷地，离校园5英里的山区，找到了一所外表朴实但还算比较舒适的房子，房子里有一座用石块建造起来的大火炉，配上用天然木料制成的家具，一切与他们在帕萨迪纳的老房子还是比较相像的。
他想，这下他也许可以结束飘泊不定的岁月，真正安顿下来，在科研上做一点重要的工作了。
23 维生素C
普通感冒的终结
鲍林对医生并不讨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他们不怎么尊重。
其中部分原因可追溯到50年代末。有一天，他在圣地亚哥医学协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谈论分子型疾病的问题。在他发表演讲的时候，有些医生不时地谈笑和碰杯，使他有一点恼火。随后，他和爱娃出席了在一位协会官员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他在无意中听到有人议论说，因为鲍林事先同意免费作讲演，所以他们可以集资去请一位真正有本事的医生下一个月来作一次演讲了。鲍林夫妇俩感到这是对他们的轻慢，从中看到了医学界人士心目中高低贵贱的标准。“无意中听到这些议论后，我下定决心，自此之后，任何医学团体要我去讲话，如果我认为给我的津贴和酬金，与他们给医生支付的相应酬谢不相称，我就一定会拒绝这一类邀请，”他说道。
医学界在金钱上的态度还是问题的一方面。在鲍林看来，有些情况下，医生们并不真正懂得他们本人研究的成果所具的价值。这种现象促使鲍林决定就维生素C问题展开一场公开的讨论。
60年代末，在一般情况下，鲍林对抗坏血酸及其作用一直采取沉默的态度，只是偶而谈到这种物质与其他营养成分一起可以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但是，到了1969年下半年，鲍林感到斯通在理论上进行的论述是正确的，再加上自己在防治感冒方面成功的经历，他开始就抗坏血酸与一般健康之间的关系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在对西奈山医学院的医生们所作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他本人运用维生素C来预防感冒，收到了成效。他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收到了维克多·赫伯特博士写来的一封“言辞非常尖锐”的来信。赫伯特是一位著名的临床营养师，曾经帮助过制定维生素日荐量的美国标准。他在信中攻击鲍林说，他用维生素C的所谓优点为江湖骗子提供了帮助和安慰。赫伯特质问鲍林：哪里可以找到处于严密监控下临床研究的资料，可以用来证明抗坏血酸的确对感冒具有防治的作用？
鲍林感到很意外。的确，他从来就没有查阅过有关维生素C的文献，仅仅读了斯通写的几篇论文的摘录。于是，“在赫伯特这位老兄尖锐言辞的刺激下，”他开始像以往习惯的那样，一头钻进有关的科技杂志里，搜寻有关的资料。
与此同时，《小姐》杂志的一位作者与鲍林联系，征求他的意见，写一篇关于维生素C有益健康的文章。鲍林提供了自己观察到的一般性结果，认为“维生素C的最佳用量将有利于健康和智力的增进”。他还请读者阅读他用分子矫正法治疗精神病方面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在1969年11月号《小姐》杂志上。文中的论点遭到哈佛大学营养学教授弗雷德里克·斯戴厄的反驳。斯戴厄说，鲍林“不是营养学权威”，目前尚无证据表明维生素C有助于普通感冒的预防；事实正相反，二十年前在明尼苏达大学对五千名学生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查，结果使人确信，维生素C对感冒根本就不起作用。
这可刺痛了鲍林。他很快找出了有关的研究资料，发现斯戴厄说明的事实是错误的。他所提到的1942年明尼苏达大学的研究，一共调查了363名学生，在为期28周的时间里，有些学生服用的是安慰剂，有些学生则服用了过量的抗坏血酸。的确，论文作者在结语中提到，就上呼吸道感染而言，维生素C没有“重要的作用”。然而，鲍林对文中的数据作了更加严密的研究，发现作者的结论是错误的。尽管鲍林认为试验者给学生服用的剂量很小——平均每天只有180毫克，而鲍林现在讲的是要用3000毫克——这些研究者在事实上还是见到了作用：过量服用维生素C的学生中，感冒减少15％，而且其中患上感冒的人，与服用安慰剂的学生相比，其严重程度要轻30％。维生素C既不是预防药，更不是特效药，但根据鲍林的估计，它所产生的作用在统计学上是显著的。
鲍林发现，在维生素C与感冒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其他一些报告也有同样的情况——维生素C产生的某种功效未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医生似乎一门心思企求找到一种特效药，因而对显示出来的部分功效就不感兴趣了。他们使用的剂量都比较低（在早期的研究中，一般只有150—250毫克——这虽比美国的日荐量高了好几倍，但比鲍林和斯通认为具有保护性的剂量却要低许多倍），而且他们希望寻找的是一种药效很强的物质。
鲍林认识到，问题就在于学者们的意图是让维生素C起到一种药品的作用。在检验药物疗效时，传统的做法是弄清楚药物剂量的微小改变能不能引起疗效的巨大差异，而剂量过大就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一般的倾向是期望相对较小的剂量能带来重大的疗效。
但是，在鲍林眼里，维生素C只是一种营养品，并非是药物。在医学研究人员看到某种细微的疗效时，他认为理所当然地应当采用更大的剂量去作进一步研究。鲍林在查阅有关文献时，至少发现有一份报告，表明如果作下一步研究将会发生怎样的结果。1961年，一位名为李泽尔的瑞士学者对279名滑雪者作了一次试验，他给其中一半人每人每天服用1000毫克的维生素C——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研究所用剂量的5倍多——另一半人则服用安慰剂。李泽尔发现，与服用安慰剂的滑雪者对照，服用抗坏血酸的滑雪者患上呼吸道感染的天数少了61％，而且患者的症状减轻了65％。
鲍林认为，这是有利于自己想法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将其绘成示意图，沿着基线标明维生素C的服用量，沿着边线标明对感冒的影响，那么，从明尼苏达研究的结果出发（较小剂量产生较小影响），就会有一条直线指向瑞士的研究结果（较大剂量产生较大的影响），鲍林还找到了另外一些论文，其结果与这种图形是完全吻合的。的确也有一些考察过的研究结果根本就看不出任何影响——鲍林估计这种情况是由研究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有些研究者所用的剂量太小，试验周期也太短，有些研究者则因为故意的失察或无意的盲目视而不见有关的结果——但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有那么一小批认真进行的临床研究支持鲍林和斯通关于维生素C和健康的一般性理论：服用的维生素越多，越接近越大剂量的标准，患病的概率就越小，即使患病，症状也越轻。鲍林查阅文献后得知，抗坏血酸对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如小儿麻痹症和癌症，也有良好的效果。不过，在文献中，有更多的实例涉及到普通感冒的作用。
1970年春天，鲍林打算将自己的发现分之于众了。
他认为自己不能再等待。他心里想，有过硬的证据表明，这是一种价格便宜、容易买到的营养品，至少可以用来使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免生折磨过千百万人的一种疾病。再说，也许会带来比这更有意义的结果。鲍林曾经读到过一些资料，说是在冬天为大雪封闭的几个小村庄，村民们谁也不会生感冒，因为此时根本就不存在呼吸道病毒源。但是，当春天来临时，有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