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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这类想象力的遨游中，出现了一种具有概括作用的新思想。
这一切都起始于1965年下半年。鲍林拜访了几位朋友，其中一位是精神分析家卡梅尔。有一天，还没有到吃晚饭的时间，他在会客室中想利用时间找一点有趣的材料读一读，他的目光落到了一本有关精神分裂症的书上，书名为《精神病学中的烟酸疗法》。鉴于自己对用维生素（烟酸是维生素B中的一种）治疗精神病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因而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作者是一位加拿大学者阿伯拉姆·霍弗，萨斯喀彻温省精神病研究所所长。该书总结了霍弗和他的同事汉弗利·奥斯蒙德多年里进行实验所得的成果。这些成果似乎清楚地表明，大剂量应用烟酸以及有关化合物，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大脑功能具有相当积极的疗效。这两位加拿大人开出的剂量是惊人的——在若于病例中，超过了日常先许用量的一千倍。看来，这样大的剂量不但没有产生明显的不良副作用，而且在精神病症状和复发率方面都有显著的改善。霍弗和奥斯蒙德将他们的治疗方法称为“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
鲍林关注精神病的生化机理已有十多年时间了，因此颇为赞赏该书的论点。不过，仍然有一些问题他感到吃不准。
思考了一个星期后，他突然找到了答案。他知道，大多数药物只是在一定范围的浓度内是安全有效的；即使是阿斯匹灵，过量用药也可能致命。在霍弗和奥斯蒙德的研究中，烟酸是当作药物使用的，但剂量很大时，仍然是非常安全的，而目随着剂量的加大，效果甚至更显著，这种剂量的数量级远远超过了内科医生的建议量。对此，鲍林感到很惊奇，他开始考虑其他维生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
几个月之后，鲍林亲自考察了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的作用，他的兴趣更浓了。1966年3月，他获得卡尔·纽伯格奖，这是对他将新的医学和生物学知识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所作的表彰。他在接受奖章以后作了一次发言，提到他希望再活十五到二十年，亲眼目睹医学上必然会来到的巨大新进展。几天之后，他收到欧文·斯通的来信。斯通是一位来自斯塔腾岛的生物化学家，喜欢交朋友，鲍林是在颁发纽伯格奖后举行的宴会短暂时间里与他认识的。
斯通在信中对鲍林说，他非常欣赏鲍林的讲话，但他认为再活二十年要求太低了。为什么不再活五十年？只要鲍林听他的劝告，就可以达到这一个目标。
他向鲍林叙述了一个有关维生素C的故事。
斯通从1935年起就对维生素C发生了兴趣。那时，他开始发表论文，并且取得了使用抗坏血酸（维生素C的学名）作为食品添加剂的专利。好几年里，他阅读了一系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说明使用大剂量维生素C治疗各种病毒性疾病，甚至用于心脏病和癌症，都能得到一定的疗效。斯通和他的夫人都相信维生素C有助于健康，两个人开始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这是政府建议日用量的许多倍。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斯通的感觉好多了。不过，真正信服这一点是在发生了一次汽车交通事故以后的事。1960年，斯通夫妇驱车奔驰在南达科他州的公路上，迎面与一醉汉驾驶的卡车相撞，两个人都差点送了命。然而，斯通对鲍林说，他们两人不但都活了下来，而且伤口异常迅速地愈合了。他将这归功于他们在康复期内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的做法。
出院后，斯通打算向别人宣传抗坏血酸的功效。他开始阅读各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他注意到，在哺乳动物中，只有与灵长目动物关系最密切的人和豚鼠无法在自己体内合成维生素C，因为体内没有产生这种维生素所需要的酶。因此，人一定要通过饮食摄取这种维生素。缺乏维生素C，就可能生坏血病，这种可怕的病曾经夺走过成千上万海员的生命。还是一位英国医生发现，食用酸橙汁或新鲜的柑橘，就可有效地防治这种病。为了预防坏血病，美国政府及时地规定了每天维生素C的最少摄入量。
但是，斯通认为，这是不够的。坏血病不只是简单的一种营养缺失症，而B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遗传件缺陷，也就是先天性新陈代谢的缺陷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种酶的丧失，使人类失去了体内合成某种所需物质的能力。对动物所作的研究表明，简单地预防坏血病，尚难保持人体处于最为健康的状态。只有另外一些哺乳动物，如老鼠，才具有良好的生化机制自身就能产生出抗坏血酸。实验证明，一位经过体重调节达到150磅左右的成年人，每天摄入1。4克到4克维生素C，这大约相当于一只老鼠自身体内产生的数量，才能保证人体自身的健康。斯通还相信，摄入量少于此数，就可能引起他所说的“慢性亚临床坏血病”。这是一种身体衰弱的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很容易生各种各样的疾病。他在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说：“这种遗传性疾病的概念可以用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能用大剂量抗坏血酸来治疗坏血病和许多其他的疾病，从而为临床研究打开了广阔的天地，并且深入到目前尚未充分探索的领域。我们可以用大剂量抗坏血素来治疗某些细菌性炎症、胶原性疾病、心血管疾病和衰老症。”遗憾的是，已经有六家医学杂志拒绝刊登他这篇论文。
换言之，在斯通看来，眼用足量的维生素C来预防坏血病，与一个人用足够的食物来填饱肚皮以免饿死是一样的道理。要吃饭，要健壮，就要摄取更多的营养。他劝鲍林每天服用1。5克维生素C，这对预防伤风感冒之类的病毒性疾病有奇效。
“我并不相信这一点，”鲍林后来提到斯通的来信时说道。斯通毕竟不是医生，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也不是营养学家或专门研究医学的学者。他是酿造工业界一位生物化学工作者。但是，斯通的理论框架——遗传性变异造成维生素C缺失的思想——是与鲍林本人的思想一脉相承的。比德尔用链苞霉变异的概念表明，遗传性变异可以导致像维生素和氨基酸那样的营养成分的缺失，鲍林对比德尔的思想是深信不疑的。“我们今天需要的各种维生素都是千百万年以前祖先生过的分子型疾病的见证，”鲍林在1962年就曾这样写过。要是在一两年以前，他也许会把斯通的劝告当作喜欢异想天开的人写来的信件付之一笑了事，但时至今天，他对精神分裂症的超大剂量维生素疗法刚产生兴趣，看来维生素C至少还是值得一试的。
他开始每天服用3克维生素C。
神奇的结果出现了。几十年来，伤风感冒一直是鲍林的心腹之患。一旦患上感冒，就不是小毛病。身体极为衰弱，咳嗽多疾，往往要卧床一星期，许多情况下还会并发非常严重的鼻炎。感冒严重地影响到他的工作，迫使他推迟出访的计划，真使他苦不堪言。以前，他只有一种预防的办法——每天针青霉素，从1948年开始，一直到60年代初，他断断续续地一直在用这一种方法。
接下来，就与维生素C有关了。他和爱娃开始按斯通的建议量服用维生素C。两个人都感到比以前更有劲，精神也愈来愈好，而且不再患感冒了。四十年里一直缠绕着鲍林的毛病突然得了医治，这与科学文献中写出的结论一样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鲍林成了维生素C的信仰者。
不过，他是一个不想大事声张的信仰者。三年里，他每天都服维生素C，从中得益，却对其不置一言。这倒不是因为他从生化机理的角度对此不感兴趣；事实上，在圣巴巴拉居住期间，他甚至开始测定自己小便中维生素C的含量——但是，他不相信抗坏血酸是一种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只是希望把霍弗和奥斯蒙德的想法借用于对精神健康和维生素问题的研究。
鲍林此时正在研究和分析另一重大的理论，那是一项关于精神问题的宏大计划，在未来的一年里，这一计划将要成为他施展想象力的主要阵地。霍弗和奥斯蒙德应用超大剂量维生素来医治精神分裂症，对鲍林来说，这是促使他研究问题的“催化剂”，但其中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他考虑。经过多年的研究，鲍林开始认识到，人的大脑是一种分子一电子能激发的场所，它通过一种复杂的生化机制发送出种种信号，这一机制由代谢物提供必要的营养，其活动受到酶反应的支配，并以某种人们尚不清楚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