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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激动人心的宏大场面，但是，经过漫长的旅行再来参加这样的会议，对体力可是个考验。鲍林像年轻人一样处处显示出精力充沛的样子——他在这次集会以后，又在美国东部拖着疲乏的身体作了一系列讲演——但是，没完没了的活动，生活的沧桑造成情绪的紧张，终于把他拖垮了。有一次，寒潮袭击纽约，鲍林夫妇不得已在雪地里徒步一英里才回到下榻的旅馆，两个人都得了感冒。等到他们结束讲演的旅程时——他们每到一处都要会见许多人，并且喜欢看到有大批热情的听众——感冒已经转化为严重的鼻炎。
2月份，他们回到加利福尼亚，此时，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生病了。接下来，又开始张罗着搬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圣巴巴拉
“我们忙死了，”爱娃在1964年夏天给一位朋友写信说。“性子又急，恨不得一下子把许许多多事做完。再说，搬家移居圣巴巴拉，任务比我们原先预料的要艰巨得多。”爱娃刚刚将东西搬出梅德尔寓所，琳达和卡姆就搬了进去。孙儿孙女，大大小小的箱子和包裹，来来去去的人，一切都乱作一团糟。到了圣巴巴拉，将鲍林的书和个人物品一样样塞进较小的房子，又是一件苦差使。此外，他们还得制订出在牧场建造新房子的规划，到许多地方去讲课，尝试着在一个新的小镇上定居。
诺贝尔奖带来的热闹场面开始平静下来。鲍林夫妇发现，圣巴巴拉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地方。在洛杉矶，他们培养了一批自由派人士作他们的后盾，在此则一时还找不到那么多的支持者；洛杉矶是一个特大型都会，而在这个孤城小镇上，不免有些闭塞沉闷的感觉。“看来，这是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爱娃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十分想念所有的老朋友。”
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与鲍林原先的想象也不一样。这一机构是福特基金会为共和党创办的，宗旨是“促进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规定的个人自由的原则”。为了实施这一比较含糊的纲领，该中心已经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推出了若干出版物，并且召开过几次正式的会议。
换句话说，口头上已经谈论得很多了。鲍林之所以对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感兴趣，原因就在于这一机构是由哈钦斯①领导的。哈钦斯原先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一位受到鲍林尊敬的自由派重要人物。鲍林曾希望利用这一中心以及它那些智囊式人物，最终将各方面力量集结在一起，实现他多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在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道德的体系，借助于这一体系，就像科学家回答自然界问题那样，回答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一个个问题。他本人就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我所设想的战略步骤是：（1）分析世界性问题；（2）确定一些基本的问题或了解遵循的原则；（3）讨论这些原则并决定其取舍（决定采用的原则就将构成一种道德的体系）；（4）运用这一体系，一步一步地引出一系列定理，这类定理就是关于这个世界应当采用的结论。”
①哈钦斯（B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1929—l951），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员主席（1943—1977），批评美国教育过分专业化，力求保持西方教育传统，捍卫艺术自由，反对教师作忠诚宣誓。
这是一种宏大、乐观然而又过于天真的设想，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是永远无望实现的。他们抵达圣巴巴拉后不久，爱娃就担心丈夫将会发现这个中心“只是徒有虚名而已”。“哈钦斯是一位聪明机智的人，”她写道，“但我认为他考虑问题还相当浮浅，他给人的形象是，只要人聪明，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办到的。”
几个月以后，鲍林开始同意妻子的看法。坐而论道本身没有错，但应当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然而，在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一轮又一轮的高谈阔论，除了研讨，还是研讨。“我对研究中心的不满意见是，”他说，“唯有连篇累犊的空谈，不见可以采纳的结论。”
鲍林除了从事政治活动外，还打算继续作一些科研的工作。但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既无用于实验的设施，又无资助科研的先例。鲍林在申请研究资助时，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是多么重要。举例来说，1964年，自然科学基金会迟迟不批鲍林要求资助的申请，理由就是他没有实验室；他属于研究中心，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考虑，根本挂不上钩。自然科学基金会征求奥本海默的意见，他回答说，鲍林人非常聪明，“但建议给予科研的资助，似乎就荒唐可笑了。”
于是，鲍林只能另找出路了。在一段时间里，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州大学分校似乎是一个合适的地方；他从前的一位学生弗雷德·沃尔，刚被任命为该校化学系主任。沃尔认为，能招幕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到系里工作，即使是兼职，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沃尔很快就提议让鲍林在系里担任一个辅助性的职务，并且拟写了一份自认为是例行公事式的推荐书，逐级上报校方审批。
沃尔万万没有料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长竟然否定了这一提议。沃尔在鲍林面前不无尴尬地说，看来，考虑到鲍林的政治活动，要让他在圣巴巴拉分校谋事，可能会引来很大争议。鲍林马上写信和打电话给加州大学总校校长克拉克·凯尔，请他决断。沃尔记得，凯尔的几位校董——也许，他们对鲍林当年在忠诚宣誓的争议中在总校的作为仍然记忆犹新——声称，除非他们横尸地面，他们才会让鲍林在加州大学某一分校任教。这位总校校长就这样把事情搁下了。
鲍林对沃尔说，从此之后，他绝对不会再踏进加州大学的校园。
圣巴巴拉的情况也不见得有多好。
不过，鲍林虽然成了圣巴巴拉的一位公民，但他更是一位世界公民。1964年，他和爱娃又再次踏上和平的旅程，先后出访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和澳大利亚。此时，爱娃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和平运动人士，她一个人前往荷兰海牙参加妇女和平大会。在机场，她耽搁了很长时间，当地一位官员对她说，“他们不欢迎游行示威者，”因此不让她入境。无奈之中，她只得打电话给留在美国的鲍林，鲍林又接通了在华盛顿的荷兰使馆的电话，对方弄清了情况，爱娃才得以入境。
在家里，两个人都忙得很，有许多事情要干。鲍林花了很多时间从事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之为“三重革命”，得到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支持。这是一项目标非常广泛的建议，旨在改变美国社会，使之适应于在武器、自动化和人权等方面新近取得的进展。这一建议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所有美国人都享有不低于某一下限的工资，对高速公共交通、教育和低成本住房进行大规模投资，等等。这个建议公之于世后，有些人攻击它是“左派人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好走极端的经济理论家”的玩意，更多的人则根本就未将其当回事。这也是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方法遭到失败的又一例证。
在业余时间里，鲍林夫妇曾经打算到古巴作一次旅行，但没有成功；他们想方设法收集和研究与肯尼迪暗杀事件有关的资料。根据有关证据，鲍林确信，这次谋杀是由一帮得克萨斯实业界人士、右翼分子和亲约翰逊的支持者策划的。此外，他把愈来愈多的时间用于研究和谈论一个新问题：越南问题。
“我说不大清楚我们为什么马上要做那么多事情，也许我们总认为自己应当比一般人多做五倍事才对，”爱娃写道。“不过，我也吃不准这种想法对不对。”在这一阶段里，她在信中不断提到，她担心他们在生活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鲍林拼命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