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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在黑暗中听到了搜寻者发出的声音，并且大声地向他们叫喊，但风声将他的喊声吹向了大海的一边。他试图向他们移动，但在挪动身体时，周围有更多松动的碎石抖落下山坡，消失在悬崖下。他只能停下来不动了。用登山者的话来讲，他被“捆”住了，紧夹在陡峭的山崖上，离开海浪线300英尺。他感到，卡在这个位置上，向任何方向移动都是很不安全的。
他是沿着一条鹿走的小径穿越海滨小山的。沿着这一条鹿道前行，突然就无路可走了，小径消失在一块悬空的岩石下。当他转过身来的时候，脚下的岩石和砾粒开始松动起来。他赶紧站到了一块也已经松动的蓝页岩断面上。这是一种油腻粘滑的石头——登山者称其为“油滑石”——它突然开始向岩崖边滑动，着实是令人心惊肉跳的一幕。鲍林想起了20年代在德国时学到的一种登山的技巧，他小心翼翼地坐了下来，使劲将手杖插进岩屑堆。岩石终于停止滑动了。
缓过了一口气之后，他试图爬下这块蓝页岩。然而，只要身体动一动，就会有一些碎石子向山坡下飞去。于是，他只得缓缓地向岩石上一小块平面挪动，想方设法使自己处于比较安全的位置。每一次挪动都有带动整块岩石再次滑坡的危险。他的心跳得很厉害——后来他说起当时的情景时，说自己得了“恐惧症”——经过好长一段时间才镇静下来。然后，他琢磨了一下所处的形势：这是非常陡峭的岩坡，他猜想大约是80度，要是不希望岩石再滑动，就只能委身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也不动。身子下方是有三十层楼那样深的崖底，周围除了那些松动的岩石外，就是茫茫的大海。
他决定不再移动了。
他在心里想，还要等多长时间，爱娃才会召来搜寻的人呢？夜晚已经降临。他用手杖小心地挖出了一个小坑，大约有8英寸深，大小容得了他躺下的身体。他在靠海的一边将手杖扎进乱石中，以防睡着时身体滚下去。自从吃过早饭以后，什么东西都未下过肚。天气又渐渐转冷，外衣只是一件薄薄的茄克衫；他从口袋中取出了一幅地图，摊开后围在身上挡挡寒。他开始等待起来。天黑以后几个小时，搜集人员曾在他上方经过，他非常高兴；心里想，不久他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躺在暖和柔软的床上美美地睡一觉。想不到，他处在悬空岩石的下方，这些护林员既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也没有听到他的呼唤，他们就离他而去了。
鲍林又开始恐惧起来。他知道，自己最好别睡着。说实在话，睡眠中身体要是动一动，那就危险了。于是，为了保持清醒的状态，他开始作头脑体操，用他所记得的各种各样的语言，从1开始把数字一个个数下去。他还“就化学键问题的有关知识作了一次短暂的讲座”。为了使身体暖和一点，他伸了伸四肢，先是动一条手臂，然后动另一条手臂，接着动一条腿，再动另一条腿。他还背诵了元素周期表。他倾听着下方巨浪拍击海岸的声音，感到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担惊受怕过。
第二天中午，人们发现了他。此时，他心绪紧张，已处于精疲力竭的状态。但是，他尽量克制着自己，丝毫没有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对他来说，几乎已形成习惯：不去多想，将令人心烦的事和不愉快的经历深深地埋在心底，绝对不让人看到一个弱者的迹象——他奋力挺起身子抓住了营救人员的手，让他们将自己拉到崖顶上。接着，他凭自己的力气坚持着走出了小山，一路上还和护林员开起了玩笑。“身体完好，精神焕发，”记者们这样描写他。他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中饭，并向大家介绍了事情的经过，他又恢复了常态，甚至还断定，自己的精神很好，可以马上开车回到帕萨迪纳，根据课程表的安排，第二天就给学生上课。至于爱娃，她也算是捱过了这段提心吊胆煎熬难忍的一幕——“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过我，”她说——她对搜寻的人千谢万谢，然后推开记者，通过无线电告诉孩子们，莱纳斯已平安无事。随后，她为鲍林准备了汽车。她想，她的丈夫不愧是一个坚强的男子汉。
星期一上午，鲍林来到他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公地点，这时离开被营救的时间还不到24小时。他失踪的消息曾透过新闻报道传到四面八方，他的研究组成员人人都非常担心。此时，他们在鲍林的办公室门上，挂上了“欢迎鲍林博士归来”的条幅。有一位秘书还亲自烘烤了一盒蛋糕，上面裱糊了一个玩具男子悬在崖边的景象，下方水中是一个游泳的美女。当鲍林来到时，响起了一阵短时间的欢呼致意声。鲍林看了一下蛋糕，和谁都没有搭理，退自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并随手关上了门。这一小群聚集起来欢迎他归来的人顿时感到很愕然。一会儿以后，办公室门下送出一张小纸条；鲍林要求取消他当天的课和所有的约请。
谁也不知道应当怎么办。鲍林的女婿卡姆也和大家一样，就在不远处。大家把他叫来后，向他说明了情况。卡姆轻轻地叩了一下鲍林办公室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与鲍林谈了一会儿。有些情况很不妙。鲍林似乎非常清楚周围的情况，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卡姆决定带他回家了。
回家的路上，鲍林一言不发。爱娃料理他上了床，他仍然是一声不吭。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对大家说，悬崖事件给他带来的惊吓使他处于一种神经非常紧张的状态，没有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休息几天，一切都会正常的。
那几天是鲍林一生中最为奇特的日子。大多数时间里，他都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听凭爱娃照料自己。琳达带着他刚生下不久的小外孙来看望外公，鲍林哭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看到他情绪上这么脆弱，他完全失去了控制自己的能力。
挂在悬崖上的那一夜炸开了他一直封闭得紧紧的内心世界。多少年来，他所经受的痛苦，情感上受到的伤害和屈辱，从他父亲去世到被迫辞去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职务的种种经历，对自己人格的每次政治攻击，刺痛身心的每一件事情，曾都被他深深地埋人心底。他忍气吞声，一切都置之度外。他强压怒火，不让自己的情感受到伤害，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受到了伤害。在加州理工学院，在华盛顿，在新闻媒体上，他的自尊心已受到伤害，他的人格受到了污辱。他对谁都没有显露自己的这种感情，也许只有爱娃是唯一的例外。这一切，虽然他都全部咽进了肚子，但毕竟未消失。许多令人不快的往事，曾经被他严实地隐藏在心口，现在，经过吊挂在悬崖边的骇人经历，满腔苦水就一下子倾吐出来了。
在那些日子里，鲍林一生中第一次成了多愁善感的人。这是一种恢复平衡的手段。情绪一旦得以宣泄，心清也就舒畅了——事实上，他也没有把这一切怎么放在心坎上，最重要的是，经过40年训练和实践，他已成了一个理性主义者，他不想让自己跌人情感冲动的陷阱。因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他很快就摆脱了情绪波动的状态，恢复了往日的平衡。这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手段，也是避免痛苦的一种方式。
这一经历反而起到了治疗的作用，给了他一个非常需要休息的机会，释放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使他恢复了自制的能力。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中，他开始与人谈话，下床走动，阅读报纸，对《化学键的本质》作一些修改的工作，并且写了几封信。看来，他不久就可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开始考虑作几次已经答应下来的重要报告。
2月13日，他在公众场合露了面，这也是他悬崖遇险以来的第一次。他在好莱坞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谈论了放射性尘埃和国际性协议的问题。那一天早些时候，法国在撒哈拉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了参加原子俱乐部的第四个国家，也是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暂停核试验以来向大气层散发放射性尘埃的第一个国家。由于这是西方挑起的行为，苏联人立即宣布他们不再遵守不进行核试验的保证。
为了对付这一突如其来的形势，鲍林再次以全副精力从事宣传和演说的活动。在整个春天，他一共向大小不同的种种团体作了四十多次重要的讲话。这类团体包括：自由论坛与和平组织，基瓦尼斯俱乐部和“扶轮国际”分社，中学生组织和教会团体，等等。尽管法国进行了试验，苏联人发表了威胁性声明，日内瓦会谈在几个月时间里似乎仍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