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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时，他发现在场的俄国人似乎表现出无所谓的样子。除了作一些专门的学术报告外，鲍林还在莫斯科的一个礼堂里就分子型疾病作了一次科普性讲演，录制了一篇供电台广播的有关和平问题的发言，其中公开反对核试验。他和爱娃还抽了一些时间旅游和观光。他们发现，主要城市的郊外都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对他们来说，这是出奇地熟悉的景象。“我惊奇地感到，这一番景色勾起了我七八岁时在东俄勒冈时的回忆，”鲍林说。“俄国人看来很像美国人——当然，不是像美国东部纽约等地的人，而是像生长在西部的真正美国人……就像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更加渴望着和平。”
另外，那里似乎不存在犯罪的现象。举个例子来说，鲍林在莫斯科会议上碰到了一位德国病毒学专家。这个人把自己的公文包和所有盘缠都忘在出租车上了，情绪非常低落。然而，第二天，出租车司机赶来了，把这些失物还给了他，并再三致歉没有早一点送来。人们表现出来的诚实，科学家在苏联受到的热情接待，这些都给鲍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鲍林发现，科学家是“顶尖人物”，在这个国度里，是最受人们尊敬、工资收入最高的职业。这也是优越的理性社会的一个标志。
当然，这次访问带有官方的性质。他没有见到为持不同政见者设立的“精神病医院”，也没有人请他去看一看古拉格劳改营里的情况。
等到他秋天回到美国时，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几个月前反核试运动还如火如荼，此时却突然偃旗息鼓了。
鲍林至少知道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他出访苏联期间，在匈牙利出生的物理学家、被媒体炒作为“氢弹之父”的爱德华德·特勒，出面为原子能委员会辩护，使许许多多的人相信，为了完善一种“干净的炸弹”，还需要进行更多的试验。特勒是一个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人，他的一家以前在匈牙利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吃尽了苦头。他坚信，要是不发展核武器，俄国人就会毫不迟疑地征服世界，他认为他本人有责任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特勒还说，一种干净的炸弹，在其爆炸的过程中，差不多完全是聚变，因此几乎不再会有放射性尘埃。他对艾森豪威尔讲，这样的炸弹在战场上是一种完美无缺的工具，既可以杀伤敌军士兵，又不会飘散出放射性物质，甚至也没有损坏设施和建筑之虞。他说，这样一种炸弹，如果允许继续作试验，那将用不了四五年时间就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1957年夏天，特勒的“干净的炸弹，作为一种宣传，让人们不再担心核武器和核战争的威胁，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鲍林说。一方面，有人寄希望于这种放射性尘埃较少的核武器，另一方面，苏联的谈判代表不肯作任何妥协，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在伦敦进行的核武器谈判陷入了僵局，到9月份就完全破裂了。公众的注意力又转向了一些新问题——小石城发生的种族骚乱，苏联人造卫星的升空——大家也就不那么关心核试验问题了。
秋天，几个主要的大国利用这一形势，竞相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核试验。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爆炸的核装置，比在此前整整一年中爆炸的数量要超过两倍多。苏联的人造卫星刺痛了美国政府，使它对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对手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人造卫星证明了苏联人充分掌握了利用火箭在弹道导弹的基础上发射核弹头的技术。军备竞赛进一步加剧，美国宣布将在1958年进行一系列重要的试验。
人们对核试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鲍林为此深感失望。为了应付这种具体的情况，他开始动笔撰写一些科普文章，论述放射性尘埃的危害——但是，《女性之家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拒绝刊登他的文章，“因为这样的讨论会涉及到那么多的灰色区域”——另一方面，鲍林继续争取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反对核试验的请愿活动。
1957年秋天，他陆续收到许多科学家的签名。鲍林注意到，其中欧洲科学家的反应非常热烈，因此，他查阅了科学家人名录，希望征得更多人的签名。他雇用了一个兼职的秘书，并从自己的腰包里支付他的报酬。这个人负责打字。油印、翻译和邮寄请愿书等。鲍林和爱娃还亲自动手，同时又得到了几位朋友的帮助。他最终可以确信，不但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人们正在争相传阅他的请愿书——具体地说，鲍林想要实现的目标是，在48个国家中，每一个国家至少有一名科学家签名——而且名字一定要核对无误。
结果是令人鼓舞的。到1958年1月初，他已经征集到43个国家中九千多人的签名，其中许多人属于东方集团的国家。并不是每个科学家都签了名——在未签名的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劳伦斯·布拉格爵士，他给鲍林来信说，他没有签名，只是因为“我才疏学浅”；还有一位是一所大学的校长，他写道，“亲爱的莱纳斯：关于您11月6日的来信以及随函附上的请愿书，也许您能想象到，我从心底里不喜欢您这一套做法。因此，我的崇高愿望就是您这一举动遭到彻头彻尾的失败！！！”——不过，在请愿书上签名的科学家数量已经足够了，其中有3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百上千位来自我们这个星球上许多较高水平学术团体的著名人士。这就保证了这份请愿书具有鲍林所希望的份量，足以让世界的注意力转到禁试问题上。
1958年1月13日，鲍林出席了在纽约为诺贝尔奖得主举行的一次宴会，他借机将附有全部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当面交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萨尔德。随后，他又举行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表达了科学家们渴求和平和不再有放射性尘埃的愿望。
事实证明，公众舆论再次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禁试大旗下，鲍林似乎是单枪匹马地将国际利学界舆论动员起来了。他所作出的努力，进一步增强了全球学术界人士的团结，成了世界各地人们议论的主题，同时也为反对核试验的积极分子注入了新的勇气和希望。
特勒
在胡佛眼里，鲍林一贯带头闹事，利用放射性尘埃问题“制造恐慌，惹是生非，蛊惑人心”。争论继续进行，胡佛已能断定，保守派专栏作家已经掌握了鲍林与共产党阵线的联系，他们在文章中开始质问，鲍林到底是怎样筹集到那么多的资金到处征集签名的。一家报社的编辑写道：“有人曾为本地的一所学校董事会的请愿书征集过一二十个人的签名，他们一定清楚，像鲍林这样大张旗鼓地征集签名，不花上成千上万个工时，没有几十万美金，是根本办不到的。”鲍林在回应这第一轮攻击时说，他组织这次请愿活动，全是在他家厨房餐桌上进行的，总的开销大约是250美元，主要是买邮票用去的。“当人们理解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急于想为它做一点事情时，就像全世界科学家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所做的那样，要得到成千上万个签名就比较容易了，”他说道。
然而，最厉害的攻击却来自特勒。作为对鲍林的请愿活动的回答，他写了一篇题为“核试验刻不容缓”的文章，发表在《生活》杂志上。这家杂志的编辑在2月号的封面上加上了这样的标题：“特勒博士批驳9000名科学家。”鲍林读了这篇文章后，怒不可遏。这篇文章根本就没有说明请愿书中那一句话说错了；只是装腔作势地重弹了原子能委员会的陈词滥调，要大家别害怕放射性尘埃；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声辩说，为了制造完美无缺的“干净炸弹”来压压共产党的气陷，一定要继续不断地试验下去。
鲍林先前在幕尼黑的时候，就对特勒这个人略知一二。当时，这个匈牙利青年正在学习量子物理的启蒙知识，鲍林曾称赞他是一名科学家。但是，后来特勒成了科学界主张发展核武器的头号吹鼓手，鲍林就不再将他当人来尊重了。正当有人提出研制氢弹应当谨慎从事的时候，特勒却摇唇鼓舌主张加快这一方面的进程；在剥夺奥本海默参与机密权利的案件中，特勒的证词就起到了恶劣的作用；特勒曾是斯特劳斯和艾森豪威尔的亲密顾问，因此，在制订美国核试验计划的过程中，他成了全国最有权势的科学家；特勒脾气暴躁，固执己见，因循守旧，经常声言自己掌握着从绝密档案中筛选出来的权威资料；为了使历史上首次禁试谈判偏离正确的轨道，他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干净炸弹”的概念�